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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铜鎏金释迦牟尼坐像
高：4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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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尊明代中期的降魔印释迦牟尼金铜坐像,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释迦牟尼佛（梵文：ākyamuni,意为“释迦族之圣者”）,姓乔达摩、名悉达多（约公元前年-公元前年）。此像象征作为佛教创始人的释迦牟尼在菩提伽耶修行悟道的重要时刻,是佛教图像学中最为重要的造像之一,佛陀此像既是信徒证悟佛教义理的形象瞬间,又是众生顶礼佛陀八相成道传记的浓缩版。
10－12世纪前后降魔印佛陀雕塑在东印度流行,形成波罗风格的释迦成道像并逐渐向周边传播。与此类图像在缅甸蒲甘、中亚丝路及西夏传播的情形相仿,藏区在12世纪前后降魔印释迦牟尼像开始流行。与波罗样式不同的是,12世纪以后的此类造像多为螺髻佛像而非著宝冠像,至13世纪以后,尼泊尔纽瓦尔风格渗入,此类造像的风格有较大变化：佛像螺髻由后稍前,前额宽大,脖颈短粗但并无蒲甘造像的比例不适感；胸臂健硕有力,腰肢比12世纪稍短但更有内聚爆发力。演变至14至15世纪,造像各处得到柔化,佛陀后笈多样式的贴体袈裟端头衣纹如同鱼尾,装饰意味更加浓郁。
此尊释迦牟尼坐像螺发密布,赋色绀青,保存较好,现存色泽仍较鲜艳。发顶有较大的鎏金如意宝珠。五官刻画极为精致,阴刻线条完美地衬托出脸部的细节。脸型宽平,呈“国”字脸。两颊丰盈,颇有肉感。面相安静祥和。眉上白毫饱满浑圆,位于额头中央。眉眼细长,距离较宽。眉毛弯如新月。眼睛双眼皮,刻画下眼睑,呈半闭状,眼帘低垂,向下凝视,带有沉思冥想的神情。鼻梁细直,鼻翼稍宽。嘴角微微上扬。耳垂厚大中空。下巴下部的一道肉褶更衬托出此尊释迦牟尼佛的圆润感。脖颈较短,施三道弦纹。戴手钏,手钏在手腕位置,较为特殊。袒右胸右乳。总的来说,头部在整个坐像中的比例较大,躯干浑圆、较短,无肌肉感,上肢及手较长,给人一种庄严而又和蔼之感。
袈裟华丽精美,是典型的明清式样,有别于元代的风格。袈裟从左肩披落至莲座之上,左肩袈裟的端头非常独特,塑有莲瓣尖部。腹部有三道明显的衣纹。衣纹流畅、飘逸,质感颇强,刻画逼真写实。
莲座为双层束腰仰覆莲座,造型十分规范,莲瓣宽大饱满,为明代永宣样式。上下层的莲瓣边缘分别饰连珠纹装饰。
永宣造像吸收了汉地的艺术风格,塑造手法较为写实,对明清佛造像的风格均产生了极为深重的影响。此尊释迦牟尼佛坐像刻画极为华丽写实,气度不凡,雍容华贵,为典型的明代造像。
此尊释迦出自天津文物公司旧藏,类似的造像有以下。出土文物方面,有宁夏中宁大佛寺出土的明前期金铜佛。拍卖市场方面,一尊为天津文物年春拍的高38厘米漆金释迦牟尼佛像,有明确的成化壬寅款。一尊为北京瀚海2年春拍的高41.5厘米的释迦牟尼佛,无款鎏金。一尊是北京瀚海4年秋拍的37.1厘米的药师佛像,漆金落成化壬寅款。这四尊造像与此尊释迦牟尼像的袈裟样式几近一样,尤其是左胸前的独特装饰,面部特征和莲瓣衣纹装饰亦较相似。（谢继胜若如飞）
出版：《虔生出净世—中国古代汉传佛教造像精萃》，浙江省博物馆，年。
展览：“虔生出净世—中国古代汉传佛教造像精萃”展，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年。
来源：金铜佛像，天津文物，6.12.15，Lot。
参阅：瓷器玉器工艺品，天津文物，.4.18，Lot(图1)。
古董珍玩，北京翰海，2.7.1，Lot(图2)。
金铜佛像，北京翰海，4.11.22，Lot(图3)。
《金铜佛像》，天津市文物公司编，文物出版社，(图4)。
《金铜佛造像图录》，鸿禧美术馆编，台北。
开物·明清宫廷夜场，北京保利，8年春(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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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铜鎏金关公坐像
高：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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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约－）,本字长生,后改字云长,名关羽,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东汉末年著名将领,自刘备于乡里聚众起兵开始追随刘备,是刘备最为信任的将领之一。在关羽去世后,其形象逐渐被后人神化,一直是历来民间祭祀的对象,被尊称为“关公”；又经历代朝廷褒封,清代时被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崇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
关公正襟危坐,头扎战巾,手捋美髯。静坐沉思,心情平静,表达了战前不乱,心中有数的大将风范。通体鎏金,刻画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眉若卧蚕,二目微合,阔鼻方口,美髯飘洒前胸。身着战袍,内衬甲胄,甲片熠熠发光,威风凛凛。脚蹬战靴,靴上有纹饰。整尊雕像,鎏金完好,人物传神,衣褶流畅自然,衣缘、袖领处皆以錾纹为饰,彰显关公忠义千秋的英雄气魄,为明代同类题材造像之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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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宫廷铜鎏金菩萨立像
高：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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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在皇宫中修建了众多佛堂,从花园到寝宫遍布佛殿佛堂,总计有近五十处之多,其内根据佛教教义仪轨供奉着大量佛经、佛像、佛塔、法器等。紫禁城之外,北京承德的皇家园林也遍布着藏传佛教殿堂,北京雍和宫、承德外八庙更是举世闻名的皇家寺庙。
清代宫廷造像始于康熙年间,康熙三十六年（年）设立中正殿念经处,专管宫中藏传佛教事物,办造佛像。清代宫廷的金铜佛像以小型像为主,多采用失蜡法铸造,由中正殿画佛喇嘛先画纸样,再塑蜡样,经皇帝审阅后交造办处铸造、加工,参与造佛的还有章嘉、土观等驻京大喇嘛,像造好后请大喇嘛装藏、开光、供入佛堂。宫廷造像选材贵重,做工精细一丝不苟,形态端庄,线条流畅精确,打磨光滑,镀金亮丽,比同时期藏地造像更为精细,形成具有汉、满、蒙、藏等多种艺术因素的独特风格。
菩萨盘发成髻,头戴精致镂空的五叶宝冠,耳后缯带呈云状翻卷,极具装饰美。面相圆润,眉眼细长,神情沉静安详。身穿华丽的天衣绸裙,以珠宝璎珞装饰全身,庄严具足,双手结说法印,婀娜挺立于莲花宝座之上。菩萨腰肢纤细,腰部线条极有力度,尤其是小腹的肌肉表现富有质感。右手置于腰际,左手置于胸前,双手各握一莲茎,曲线与气势十分迷人。更吸引人的是,菩萨飘扬翻卷的帔帛、身上轻柔精致的衣纹形成流畅的线条动感,加上繁复有秩的发髻冠饰与身上的璎珞宝饰,以及肩旁盛放的莲花,烘托出清秀、恬静、智慧的气质。造像身姿之美取传统的三折式样,帔帛经过手腕缠绕垂至两侧,使站姿的造像增添了稳重感。莲花座取仰覆式样,莲瓣方圆饱满,上下沿各饰一周连珠,华丽而不失简约的艺术表现,把菩萨平稳托举,优雅而律动的身姿越显祥和之美。
菩萨在藏传佛教中受到普遍崇奉。智慧和慈悲是佛教赋予菩萨的两大灵魂,用佛教的语言表述,菩萨上以智慧追究菩提,下以慈悲救护众生,为了普度苦海中芸芸众生的大我,菩萨放弃了立即成佛的小我。这种牺牲小我而成就大我的博大而又崇高的奉献精神不仅深深地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信徒,而且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历代艺术家们又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心血都奉献给了这些神灵的塑造和表现。当我们细细体会这佛学与艺术的结合,便能感受到这类造像所迸发出的人性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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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铜鎏金旃檀佛立像
高：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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旃檀佛是佛在世时期制作的第一尊佛像。佛成道以后,思报母恩,应帝释天之请,升上忉利天为母说法,数月未还,人间的国王优填王思念佛陀。乃请目犍连主持,请工匠用牛头旃檀木雕刻了佛陀像。
由于旃檀佛是一尊千年古佛,从康熙时期开始,清宫一直在仿制,并将这类仿制作品统统称为旃檀佛。虽然古佛已经不存,但是它的复制作品却保存很多,除了像原作一样用名贵木料雕刻之外,也有用金属铸造的,后者的保存数量尤多。比如这尊铜镀金旃檀佛就是典型的清代宫廷保存和制作过大量的仿作之一,足以反映当时民众对旃檀佛崇拜有加的风气。其他如故宫梵华楼下有一尊明代圣因寺的旃檀佛,就是当时直接以古佛为底本雕刻的,保存完整,十分珍贵。另外,故宫宝华殿还保存了一尊紫檀木雕刻的旃檀佛,为清宫最豪华的复制品之一。另外,雍和宫藏有檀香木雕大型旃檀佛像也是罕见的存世作品,同样属于宫廷力作。
此尊旃檀佛造像双足并立于单层覆式莲座上,右手上举结无畏印,左手下垂掌心向外施与愿印。这是旃檀佛的典型手印。佛头束高髻,有圆形珠宝为饰,身着圆领通肩式肥大袈裟,袈裟厚重,袈裟衣纹有古雅的阴线刻纹饰,衣褶在胸前分布如U字形,大腿上如水波纹,极为奇特,这是旃檀像的主要特征。据说,当时工匠在观察佛陀的形象时,发现佛全身发出金色光芒,无法正视,只好看着河里倒影进行雕刻。水波粼粼,造成了工匠的错觉,于是旃檀佛身上的袈裟满布波浪纹衣褶。佛陀双腿直立,站在单层覆式莲花座,上缘饰连珠纹,莲花瓣饱满,瓣尖略挑,是典型的康熙时期清宫样式。此件体量较大,保存完好,是非常难得的清宫廷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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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铜鎏金金刚总持坐像
高：3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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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承祖母孝庄太后虔诚敬佛之心,信仰藏传佛教。满清皇室与蒙古向有联姻传统,藏传佛教信仰亦得其影响,西藏政教合一由达赖喇嘛治理,得康熙朝庇护,其政治、宗教皆与清廷密切相联。
《清朝野史大观》中有“世祖入五台山之原因”便说到：“……然世祖之于董贵妃,所谓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者也。乃红颜短命,世祖对之,忽忽不乐,未数月,遂弃天下,遁入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⑩]顺治帝出家为著名清宫疑案之一,先不论是否真实,此野语从侧面反映了世祖受佛教影响之深。此外,康熙朝的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为佛教信徒。康熙帝的成长环境,他周围的亲人不乏信仰佛教者,这些对于康熙帝势必产生深远影响。康熙三十六年（年）,特设中正殿念经处,处理宫中藏传佛教事务,属礼部机构之一,由两名内务府官员专责管辖。清廷佛教活动皆由藏、蒙喇嘛主持,且诏命制大量工艺品及画作,供奉于寺庙。基于政治及信仰考虑,康熙一朝建约三十五座大小寺院于紫禁城内,城外更是多不胜数,犹以康熙四十二年（年）创设之承德避暑山庄为多。
金刚持,是印度梵语的意译,音译“伐折罗陀罗”,其中“伐折罗”意为“金刚杵”,“陀罗”是执持义,合译就是“持金刚”或“金刚持”；藏语称“多杰羌”。他是法身佛亦称之为本初佛,既为湛然不动、离言绝思之寂静本体,又有无所不能的智慧和功德,为一切众生本来具足。
正如古德所云“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他是大自然中的青青翠竹和郁郁黄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他与释迦牟尼佛有同有异,其中相同之处是,释迦牟尼佛的智能心是法身,其语是报身,其色身是化身,报身、化身与法身本来不即不离,故而金刚持与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不同之处是,释迦牟尼佛是化身佛,是法身化现的有形有相的慈悲色身,而金刚持是无形无相的,是法界的本体。可用比喻的方式来理解,金刚持和释迦牟尼佛就如太阳和它发出的光与热,金刚持是太阳本身,而释迦牟尼佛则是太阳发出的光与热；又如水和波的关系,金刚持是水本身,而释迦牟尼佛是水产生的波浪。可见,不同之处是从事相而言,而相同之处着眼于本体和实相而论。
此像表现的就是一尊造型特征十分典型康熙时期的金刚持造像。头戴五花冠,五花雕刻通透华丽,头顶束柱状高发髻,耳际宝缯呈U字形向外翻卷；额部高广,双目俯视,细眉高挑,高鼻小嘴,妙相庄严。上身饰项圈和长璎珞,圈链上皆缀有中空花瓣,原本镶嵌的宝石已失,可想当时此尊佛像是多么的雍容华贵。下身着僧裙,衣纹简洁,突出身躯骨骼与肌肉的自然起伏与变化,僧裙后部刻画有精美的缠枝莲纹饰,錾刻工艺精美绝伦；腰间束宝带,宝带下缀有联珠式璎珞；手和足部佩有钏镯；周身披倒U字形大帔帛,帔帛绕手臂后向外飘扬,极富装饰意味。这些装饰造型美观,立体感极强,体现了京造地区造像的鲜明特点。结跏跌端坐于莲花宝座上,双手置胸前交叉,结金刚吽迦罗印,左右手分别持金刚铃和金刚杵（法器已失）,铃杵组合象征慈悲与智能的合一,代表密教修行的最高修行成就和境界。莲座宽大,造型大方,上下边缘各饰一周连珠纹。莲瓣饱满有力,上下对称分布,环绕莲座一周,足见做工之讲究。
金刚总持底图
此尊金刚总持躯体壮硕,肌肉劲健,体态优美舒展,造型大气完美,充分表现了金刚持在藏传佛教中的至尊地位和悲智双圆的宗教特质,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非凡的艺术美感。整体品相保持完美,金水保存较好,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康乾盛世中的造像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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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铜万字纹如意头狮钮象足大熏炉
高：68cm（不带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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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熏炉体型硕大,工艺极尽繁复,犹如明代宫廷之精工,华丽美观。此件熏炉呈圆形,体格硕大,胎体厚重,板沿口,盖隆起三层,匠心独运。顶上放一狮形盖钮,狮子虎虎生威,脚踩绣球。此件拍品把美观与实用相结合,熏炉周身雕刻纹饰层层相叠,布局精妙,最为精美者当属炉盖下三层满工如意纹和万字纹。万字纹即"卍"字形纹饰,纹饰写成"卍"为逆时针方向。"卍"字为古代一种符咒,用做护身符或宗教标志,常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卍"字在梵文中意为"吉祥之所集",佛教认为它是释迦牟尼胸部所现的瑞相,有吉祥、万福和万寿之意。唐代武则天长寿二年(年)采用汉字,读作"万"。用"卍"字四端向外延伸,又可演化成各种锦纹,这种连锁花纹常用来寓意绵长不断和万福万寿不断头之意,也叫"万寿锦"。此熏炉炉盖高浮雕镂雕万字如意纹样立体感极强。三足为浮雕三象头,向下顺势出象鼻,鼻端外卷着地成三足,是为巧思。大象的雕刻极为写实逼真,额头宽阔,扇叶形大耳后翻,眉眼细长、微隆,长鼻翻卷,斜出锋牙。眼睛以具象写实手法表现,寥寥几笔,却传神之至。面部的骨骼肌肉或隆或凹,结实紧致。鼻子上皮肤褶皱的纹理也一一表现。这些细节都体现着铸铜工艺的精湛与一丝不苟,非官铸所不能为。
熏炉始于汉,盛于明清,常置于宫殿内用作烧炭取暖式点燃檀香。此器形体宏大,胎体厚重,工艺细腻,纤美,铜质精纯、光洁,厚实凝重,錾刻利落,下刀精准。此炉原为故宫殿宇陈设品,架宝座也,青烟绕梁,瑞气四溢,壮严肃穆,可谓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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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明］·双盘姿八大菩萨座像
设色绢本立轴
×9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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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条：明双盘姿八大菩萨座像。钤印：周昭明（朱）
出版：《弥靡之音》P89-91，台湾藏新艺术有限公司，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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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宫廷夹纻扎纳巴扎尔像
高：3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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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像为康熙时期夹纻漆金造像,造像表现的是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扎纳巴扎尔(-年)。他是著名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又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扎纳巴扎尔是西藏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的转世活佛。4岁授出家戒,法名罗布桑丹成勒。15岁时入藏学习佛法,它曾师从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等多位高僧喇嘛,历经八年苦修,佛经典籍、造像唐卡及修身之法日渐通达,并改宗格鲁派。他曾遂率部众,归顺大清王朝,得到清廷康熙帝的支持。一六九一年(清康熙三十年)在多伦诺尔受清廷封为呼图克图大喇嘛,管理外蒙古佛教事务。其一生在喀尔喀蒙古弘扬佛法,创建佛寺,为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弘扬发展做出了贡献。晚年长驻于北京前后十余年,与康熙大帝私交甚密,清雍正元年(年)于北京圆寂。
尊像头留短发,呈比丘形象,面相圆润,双目炯炯有神。鼻梁挺阔,小嘴微抿,内心的澄明与喜悦自然地流露于面庞。左手于腹前结禅定印,右手当胸结说法印,正襟危坐于方形台座之上,双手以紫檀镶嵌。内着交领僧衣,外披袒右式福田格袈裟,袈裟上有浮雕的精美缠枝花卉,台座上亦有缠枝莲花装饰。整体做工精致,体量高大,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为清代宫廷夹纻造像的精品佳作。夹纻造像不易保存,这尊造像保存基本完好,十分难得。
夹纻法是古代传统塑像艺术中特殊的技艺,它采用麻布、漆等材料塑造佛像,其胎体轻薄,便于搬运抬举,故古代多用于“巡城”。夹纻造像流传历史悠久,最早出现于西域地区,东晋时传入内地,从此传承不衰,至清代仍有一定的影响,但主要为皇家御用的高级工匠掌握,至今在承德外八庙、北京雍和宫保存了不少夹纻造像珍品,如溥仁寺慈云普荫殿十八罗汉像、雍和宫的雍和宫殿十八罗汉像等。
扎纳巴扎尔的形象在喀尔喀蒙古造像中是极为重要的题材,如图尔特姆私人收藏的一尊铜鎏金扎纳巴扎尔像,其面容、衣着均与此尊造像相类,可资参阅。
参阅：1.《杰出的蒙古造像》，乌兰巴托，年，P-，图85-86(封面)。
2.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Lot，成交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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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宫廷紫金琍玛铜格萨尔王像
高：1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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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第一篇有关紫金璃玛研究的论文发表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在藏传佛教造像中有一种独特的合金造像叫紫金琍玛造像。随后便在保利拍卖中第一次出现了来自于宫廷的紫金琍玛无量寿佛像,不久,私人收藏品出现在拍卖市场上的情况逐渐增加,不管怎么样,宫廷紫金琍玛造像流落民间的数量很少,珍稀程度不亚于金银材质类的造像,加之它系出名门：西藏扎什伦布寺班禅大师的配方和北京宫廷造办处的两次试验,最终出炉,名动天下。这种造像历史脉络清晰,造像年代准确,风格独特,是宫廷造像中最具特色的作品。
四十六年（年）正月二十二日,乾隆帝派管理造办处事务大臣舒文到西黄寺请教其岁本堪布（六世班禅身边的司膳官喇嘛）仲巴胡图克图如何对化紫金铜,并准备让宫内造办处工匠学做。据仲巴胡图克图的介绍,紫金铜并非是西藏工匠所做,均是请尼泊尔工匠来做,他只提供了一个配方。拿到这个配方后,造办处工匠试做了第一尊无量寿佛紫金铜像。其用料和比例为：每红铜一斤,加金三钱,银六钱,自然铜三两,钢二钱,锡二钱,铅二钱,水银二钱,五色玻璃面五钱。
合金铜试验成功以后,宫内造紫金铜佛像的配方确定下来。从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二年的七年间宫中造办处陆续成造过的紫金琍玛像仅78尊,这与乾隆后期大批量造像的规模相比明显偏少,这也说明乾隆帝在铸造这类合金铜像时显得相当谨慎,很可能与锻烧紫金琍玛的成本比较高有关。这一时期的紫金琍玛造像多数是铸造,甚至包括莲座都是铸造的,较重,只是背光用捶揲法制作,再鎏金。
从五十五年至六十年,清宫造紫金琍玛像约96尊,从数量上看比前一个时期有所增加,但是从题材来说明显变窄,前期尊神类别达13种之多；后期除了金刚菩萨、金刚亥母以外,全为无量寿佛,用捶揲法制作,较轻,但是体量大,多数都是以九或九的倍数为一套成造。可见紫金琍玛配方定型以后,这种特殊的铜造像已经基本成为乾隆皇帝祈求世寿绵长的重要造像材料。
紫金琍玛在清宫中的铸造始于乾隆四十六年,直到乾隆六十年或稍后几年止,至少在嘉庆朝以后似未再有铸造。这种特殊合金的造像历时不过十三年,时间相对集中,留下作品数量少,主要供奉于皇家园囿的佛堂中,少量赏赐到西藏,今天的布达拉宫与扎什伦布寺均有保存这一时期的无量寿佛。由此可见,这件由紫金琍玛铸造的格萨尔王像,弥足珍贵。
格萨尔王在西藏传说中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是藏族、蒙古族广大地区的民族英雄。《格萨尔王传》所描写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状况正是一个由分裂割据通过不断的征战和交往最后走向统一的伟大历程,可以说是艺术地再现了以上所述的古代藏族社会由分散到统一的全部历史进程。在藏族中传播的广度于深度无可比拟,藏族人有一句谚语：“每个藏族人嘴里都有一部格萨尔的故事”,可见格萨尔在藏区文化中普及到什么程度。
格萨尔王头束高髮髻,。头戴五叶宝冠,冠叶雕饰精美,叶片上留有镶嵌宝石的凹坑。呈国字脸,额头饱满,眉如卧蚕,眉端微蹙,恰如蚕头。双目圆睁,眼球微微隆起,目光犀利,炯炯有神。鼻若悬胆,鼻梁挺直,两翼宽阔。下方薄唇微启,露出白牙。双颊丰润,下颌饱满。双耳轮廓优美,大小适中,耳垂上留有孔洞,原应戴有耳珰。面露嗔愠之色而含悲悯之情,威而不怒,表情介於寂静与愤怒之间。
身穿藏袍,衣饰结构复杂。上身内着交领长衫,领口呈波浪状起伏。胸前系带打结,腰带亦成蝴蝶结形状,两端飘垂而下。下身着长裤,脚蹬藏靴。外披长袍,衣袖飞扬於两肩之上,随风飘动。衣袍大小适中,在衣物的衬托之下,藏王的身体更显高大魁梧。衣褶自然流畅,表现出衣物轻柔的质感。整体显得端庄典雅。
佛像仅面部泥金,躯体及四肢现灰暗或紫红皮壳。整体造型大方,形象庄严,装饰繁复,工艺独特讲究,充分体现了清代宫廷造像的风格和工艺特点,展现了精致典雅、高贵华丽的皇家艺术气象。尤其是它的体量特别硕大,保存又特别完好,在现存的清宫造像中十分罕见,其艺术与审美价值远非一般清宫造像可比。
参阅：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Lot，成交价12,,元。
中贸圣佳秋季拍卖会，Lot，成交价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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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夹纻佛塔
高：4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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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藏传佛教在我国西藏、蒙古、青海及新疆等地的影响力非常大,上层宗教人物在地方普遍拥有一定的政权。这一时期,势力强大的格鲁派(黄教)领袖五世达赖喇嘛(~年)领导的一些政治、宗教活动直接影响着清朝政府与西藏、蒙古等地方之间的关系。对此,清政府根据实地情况采取了多种不同政策,其中包括着力推崇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发展,并在多处兴建寺院,以此来稳定国家的局面,特别是对我国边疆地区加派了驻防大臣,进一步加强了国土统治。康熙早期有孝庄太皇太后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而后曾册封过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一世章嘉国师、五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七世达赖喇嘛等众多宗教上层人物,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藏传佛教和佛教艺术的长期发展。
藏传佛教认为佛塔的各部分分别代表地、水、火、空、风五大要素,即日月部代表空,伞盖部代表风,相轮部代表火,覆钵部分代表水,台座部分代表地。意思是说,土依金,金依水,水依风,风依空,而空无所依,也就是所谓“四大皆空”。在佛塔中的瓶身部分,安奉智者舍利、经书及各种吉祥物品,以令绕塔及顶礼者积集功德。其中,“如来八塔”无论来源、还是表现的佛理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佛教经典记载,西元前年,佛祖释迦牟尼在拘尸那迦城附近的娑罗树林中涅盘而去。弟子们随后火化了他的遗体,没想到得到很多晶莹坚硬的珠子,即舍利子。这种神奇的现象,让人们更加的崇拜佛祖,为了纪念他,人们将佛祖舍利分成八份,分别供奉在佛祖生前活动的地方,并在每处建造一个半圆形建筑作为纪念,这即是印度佛教中“八灵塔”来源。按佛教的仪轨分类,除了少数的异形塔和“噶当塔”之外,西藏所有的佛塔都可以划分到“八灵塔”范围之内。聚莲塔纪念的是佛陀在蓝毗尼降生时行走七步,地生莲花的殊胜经过；菩提塔为纪念佛陀三十五岁时,在菩提伽耶菩提树下成就了无上道境；神变塔纪念的是佛陀示现神通；降佛塔纪念佛陀上天说法后重返人间；和解塔纪念佛陀在世时,到王舍城竹林精舍开示,令僧团重新团结一致的事迹；胜利塔纪念佛陀证达自主生死之境界的事迹；涅盘塔为纪念佛陀肉身八十岁时在拘尸罗什涅盘；吉祥多门塔是佛祖初转法轮、首次讲解“四谛”教义事迹之地。
随着佛教进入西藏,在时间的推移下,以“八灵塔”的为主流的佛塔形制不断变化,日臻完美,最终成为今人习见的规整姿态。如此覆钵式藏塔即为如来八善逝塔中的“菩提塔”造型,其含义是纪念佛陀三十五岁时在菩提伽耶菩提树下成就无上道境。佛塔最上层为火焰日月摩尼宝,下饰镂空的华盖,象征着功德圆满；十三层圆碟状相轮,组成塔颈,颈下方形基座,精美细腻,仿佛唤醒了整件佛塔的灵气,装饰性极高。覆钵状塔身正中开眼光门,门上饰卷草纹。覆钵塔身周边有口吐联珠的兽首,吐出的珠宝宛若珍珠的垂幔,雕刻精细,最下方呈一圈莲瓣,其下为方形束腰台座,束腰层有高浮雕的摩尼宝珠和狮子作为装饰,雄狮錾刻精细,造型威猛,毛发清晰可见,上下皆饰有莲瓣,形式与方正金刚圈上的莲瓣一致,其纹理依旧清晰、工整,端庄大气的画风没有一丝懈怠的感觉。整件佛塔雕饰精美,细节玲珑秀气,装饰对比繁缛精细,鎏金密实灿烂,富丽堂皇,金光悦目,具有极高的艺术性,代表了那时期工艺的高度水准,愈显殊胜。
在佛教中,佛像代表佛陀的“身”,佛经代表佛陀的“语”,佛塔则代表佛陀的“意”。身、语、意之中,以意为王,涵义广博。因此,供养如来佛塔等同于汇聚了佛陀的身语意,其功德不可估量,是净除恶业、障碍并广积福德资粮的极具威力的法门。供养佛塔可生如日出,光明普照,六根圆具,色身庄严。得如来庇佑,广闻不忘失,诸事无不办,一切所愿皆得满足。此尊佛塔最为典型的是它的莲瓣,宫廷气息浓郁,造型宽阔,每一瓣均有两层,上层莲瓣尖端则有卷草纹样装饰。整件作品製作工艺极为精细,硬朗的造型、精美的雕刻纹饰及独特的莲瓣均是康熙时期宫廷佛塔的典型特点,内装藏数百卷写经,塔内竹签写有缘起咒,塔外雕兰札体梵文经咒,有很高的研究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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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铜鎏金关公坐像
高：3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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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以精铜为材铸造,通身原有鎏金,传承供养年代久远,覆之以厚重的包浆,古意盎然。关公头戴青巾皂角帽,耳侧垂巾带,面庞圆阔,眉头紧皱,丹凤眼,卧蚕眉,气度超凡,长须美髯,足踏长靴,呈威震四方的姿态端坐,有如屏气凝神欲阅览军机大事,亦或蹙眉思索文韬武略。双手置腿上,右手握拳,胸背笔直,耸肩颔首,里层着铠甲,外层罩以袒右长袍,以革带紧勒前胸。
尊像造型深具美感,技巧精湛,刚柔并济,以阴阳双刻表现出流畅的衣纹、裙边上的花纹和层层凸起的鳞甲,呈现出不同物料的质感,且躯干造型无一处重复,其右肩兽头怒张大口,手肘铠甲线条硬朗笔直,左肩袈裟光滑简洁,手肘下垂衣纹畅顺。右膝铠甲露出,左膝袈裟垂落,虽为坐姿,却仍气宇轩昂,难挡英武之姿,显现出关羽智慧与勇武并存,是忠义两全的化身。
关公本为东汉末年刘备的重要将领之一,而关羽在三国时期的历史或演艺故事众人早已耳熟能详,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到过五关斩六将的千里走单骑,再从镇守荆州水淹七军至最后败走麦城被斩杀,其忠义双全与智勇兼具的精神被后人所传唱,因此逐渐转变成宗教信仰的一种象征,而其信仰可追溯至宋代,并成熟于明代,再绵延传续至今依然为广泛的民间信仰,不仅被奉为武圣,更与孔子齐名,被尊称为「文武二圣」,明代万历时被称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清代时被光绪帝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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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铜鎏金释迦说法像
高：3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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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诸帝中,对藏传佛教的信奉尤以乾隆皇帝为最,他不仅以章嘉·若必多吉为师听受佛法、接受灌顶,还在皇宫中建雨花阁,供设坛城和密宗神像,作为自己修持密法的专用场所。乾隆陵寝的地宫中,门上刻藏传佛像,四壁刻满藏文经咒,以求藏传佛教护佑其来世及子孙。据记载,清宫内从花园到寝宫遍布佛殿佛堂,总计有近五十处之多。紫禁城之外,北京雍和宫、承德外八庙,以及著名的“三山五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处,供奉着藏传佛教庞大教义体系中的众多尊神,数以万计的藏传金铜佛像,形形色色蔚为大观。当时在承德和北京建有满族僧人的藏传佛教寺院,乾隆皇帝命章嘉·若必多吉等人主持,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译成满文,乾隆帝亲自审阅核定,并刻版印行。
由于皇室的法事活动非常多,清朝皇宫中制造藏传佛像的工艺也很发达。乾隆宫廷制作的造像采用失蜡法,由中正殿画佛喇嘛及章嘉等大喇嘛画纸样,再拨蜡样,后交造办处铸造,重要的造像每道工序都要“恭呈御览”,反复修改。当时的宫廷造像匠师不仅有汉族人,还有蒙古、西藏及尼泊尔人,多种艺术因素交融,创作出乾隆宫廷风格造像。此时期的金铜佛像以小型像为主,如本尊般大尺寸的较为少见,是在延续永宣宫廷造像艺术精髓的基础上,发展出更加华丽而具宏阔气度的造像风格典例。
此尊释迦牟尼造像无论从造型、装饰还是工艺上看,都显示了极高的艺术品质,展现了清代宫廷雕塑艺术和工艺技术的鲜明特点。通体鎏金后再泥金,其特色为衣饰鎏金,其余面部和身体有裸露的部位均泥尼金,称为「见肉泥金」,鎏金厚重,金水质优。胎体厚重且结构匀称,造像端庄大方。头部螺发繁密,圆宝顶严,宽额润颐,双耳长垂,弯眉张目,鼻挺而嘴巧,相呈威仪,神韵庄严肃穆。肩宽腰细,身躯厚实,挺胸端坐,姿态朴实,比起一般乾隆宫廷造像的体态明显舒展优美,观之心宁气平。佛陀身着通肩式袈裟,衣褶流畅自然,宛若微风轻拂,衣缘刻饰花纹绦带,精美如画,双手在胸前结说法印,故此尊像又称为“说法相“。说法像亦作初转法轮像或转法轮像,为佛祖四十五岁正式说法传教之形象。全跏趺坐于束腰式仰覆莲座上,莲座上缘饰有大连珠,粒粒分明,底缘则有小圆珠,刻划细微,莲瓣饱满立体,瓣端角尖且富含层次感,为释迦牟尼标准的说法像。
乾隆时期,由于国力强盛和皇室对佛像的崇奉,这时期的佛像用材考究,不惜工本,整体而言,此像以标准的乾隆宫廷黄铜铸造,铜质冶炼精致细密,灿若黄金,造像器壁厚实严谨,分量沉重,彰显尊贵的宫廷气派。远观威严端庄,近赏工艺精湛,神态庄严而不失自然,法相生动传神,特征鲜明,充分体现出清代乾隆时期极高的工艺水准,为典型清代乾隆照办处风格,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宗教价值。
参阅：华艺国际秋季（北京）拍卖，成交价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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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宫廷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
高：5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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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尊体量硕大的菩萨造像。观音菩萨跣足而立,头顶发髻高耸,呈并连兔耳状双髻,耳后宝冠缯带上扬,开脸圆润饱满,眉眼细长,双目微阖,鼻头精巧,薄唇微翘,大耳垂肩,耳悬圆铛,面容慈悲庄严。观音头戴镂空雕华丽宝冠,冠中有阿弥陀佛化佛,这是观音菩萨的重要标志。内着高束腰僧裙,胸前披挂华美的璎珞项圈,外披袈裟,双手于胸前做持物状,慈和优雅,庇佑着芸芸众生。衣纹流畅简洁,织物具有鲜明的垂坠质感。眉间白毫及周身饰物多处嵌宝石。下承方圆型莲座,莲瓣饱满挺立,排列舒朗有序,上下沿均饰一道均匀细密的连珠纹,精致美观。整尊造像铜质精炼,造型规范,工艺一流,时代特征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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