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谷县哈镇摩崖石窟梵文及浮雕考述
一、关于梵文字
一号窟、二号窟口及窟内峭壁上的梵文，确定无疑是梵文兰杂字体的“六字真言”。另外，一号窟内还有一组梵文兰杂字体、藏文、蒙文三体合璧的文字，其中，藏文是梵文“六字真言”的转写体，而蒙文则是梵文“六字真言”的音译。从梵文兰杂字体而言，除窟外文字因风蚀等原因破损严重外，窟内文字字迹工整、苍劲有力，同青海藏区流传的梵文兰杂字体非常相似。这种字体据藏史记载，元代西藏萨迦派学者邦·罗珠丹巴(—)曾三次赴尼泊尔、克什米尔留学，主要学习了梵文佛教文献，学成归来后，他认为此前在藏区流传的梵文无论其发音还是其字体，同尼泊尔、克什米尔两地相比有一定的变异。于是，邦·罗珠丹巴在元代帝师巴思巴的扶持下，对藏区的梵文文献进行了一系列的修订，同时，对梵文的发音及字体也进行了一定的更正，他亲自撰写了一部梵文兰杂字帖，史称“邦·罗珠丹巴手迹”。
在一号窟和二号窟出现的这些梵文字，正好与邦·罗珠丹巴厘定的字体非常相似。邦·罗珠丹巴的这部梵文兰杂字帖共有藏文长条书十页，在甘肃拉布楞寺有其木刻版。“邦·罗珠丹巴手迹”问世后，它成为藏区各学者学习梵文兰杂字体的最主要的字帖之一。
二、关于佛塔
一号窟内有一座浮雕佛塔，塔身四级四方，高约一米，塔基宽约40公分，其基本造型非常吻合藏传佛教的建筑类型。按分类是佛教如意八塔或善逝八塔之一的菩提塔。这类佛塔的来源，据佛教文献记载，为纪念释迦牟尼正觉而修建的佛塔称菩提塔。后来，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塔的建筑类型也随之传入中国。特别在我国藏区，不同中原内地佛塔的建筑风格，而是严格按照佛经的记载进行，一般不会有中原内地那样的高层佛塔，或圆柱体佛塔。
一号窟内出现的这座佛塔，虽然其基本造型非常吻合藏传佛教的建筑类型，但是，其地基等某些部分还是超越了藏传佛教的建筑类型，有一种别样的风格，颇具匠心。
三、关于雕塑
一号窟内的三尊浮雕佛像，依壁而凿，栩栩如生，神态自若。
从右至左，依次为宗喀巴、度母、狮贤菩萨。从总体而言，这三尊浮雕的基本造型、神态都与藏传佛教的佛画技巧基本吻合，但也不失汉传佛教的佛画技巧，可以视为汉藏结合的典型作品：
右一的宗喀巴，其基本造型、神态，与常见的宗喀巴造型吻合，特别是宗喀巴头上代表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黄色帽子，唯格鲁派所独有，也是其他教派称格鲁派为黄帽派或黄教的根本原因所在。一号窟内的宗喀巴之造型，与藏区佛教寺院常见的宗喀巴造型区别最大的部分是其手势造型，其他部分无明显的区别。
右二的度母，其造型是典型的女神形象，从外观而言，既像藏传佛教的度母女神，又像汉传佛教的观世音，这种藏汉结合的造型艺术，实属罕见。在此，考虑到整个石窟的浮雕类型之归属，应视为藏传佛教的度母女神，更趋合理。
右三浮雕为菩萨形状，考虑到其左面用石墨画有狮子，应为狮贤菩萨无疑。该浮雕最大的特点又是一个典型的藏汉结合的造型艺术，在此出现这样的造型艺术，与其地理环境有着特殊的关系。
四、总结
总体而言，阳窨子摩崖石窟梵文及浮雕其类型非藏传佛教莫属。那么，与藏区如此遥远的陕北怎么会出现如此现象呢？笔者认为，与其临近的蒙古人有关。
综合各种史料的记载，在远古时期，陕北地区是古羌人的活动地区之一，到了宋代，西夏人又在此活动频繁，这种局面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元朝而变为蒙古人的活动地区。这样的局面一直到清朝末年，随着蒙古人的迁徙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过，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在此出现的梵文及浮雕，无疑是蒙古人的遗留文物。
从浮雕中发现的宗喀巴塑像可以确认阳窨子摩崖石窟梵文及浮雕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有关。与其有关的蒙古人，自清代以后逐渐改信藏传佛教格鲁派，特别是五世达赖(~)以后，其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兴趣日益大增，进而积极扶持格鲁派，在蒙古全境修建格鲁派寺院，阳窨子摩崖石窟梵文及浮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其上限年代不可能超过五世达赖以前，下限也在清末光绪年间，因为，一号窟内的峭壁上有“光绪六年”的字样，虽然该字体是后人所写，但是，据当地人介绍，这些文字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写的。
在此还有一个民俗活动，那就是每年阴历二月十九的庙会，二月十九具体意味着什么、与藏传佛教的各类庙会有何关联？因资料所限不得而知。也许与当年的蒙古人有关，或与当地陕北人有关。
不过，梵文及浮雕所处的阳窨子摩崖石窟的地理位置，按佛教堪舆书籍的观点，坐北朝南，西高东低，清静幽雅，气温适当，是养神修行的最佳选择。同时，其对面山头有自然形成的各种动物造型的点缀，更有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总之，依托阳窨子的风水，该地人杰地灵，出现了很多文化人、经济人，他们回过头来为家乡的繁荣，献计献策，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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