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在史前文化时期，西域就已经雕凿出造型朴素的石人像。公元前年，楼兰人已经开始从事木雕手工艺。在广泛的游牧地区还出现了鹿石等纪念碑性质的雕刻。这些艺术造型虽简练概括，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特色，是丝绸之路文化圈艺术的先声。伴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与佛教的发展，西域的佛教雕塑作品如璀璨的明珠在这条路上闪耀着光芒。
西域一名，古来泛指中国以西诸国，或只限于用来称呼葱岭以东的所谓天山南路的地方。《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西域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这一地区由昆仑、葱岭、天山包围南、西、北三面。从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来看，西域正处在亚洲腹地，物资与文化在此汇聚，是东西文化的荟萃之地。数千年的发展使得这里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各国贸易货物相互往来，佛教、景教等宗教的东传，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佛教何时传入西域，学界的观点不一，西域佛教文化遗址所显示的最早年代一般认为在公元3世纪。因此，一般认为佛教传入西域是在公元2～3世纪。佛教传入西域后，经典的传译以及寺院的兴建都促进了当地艺术的发展。僧徒在西域各地兴建寺院，开凿石窟，修造佛像。外来的佛教造像技术催化了西域本土的艺术创作，佛教创作在整个艺术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大量佛寺、佛像、佛塔以及佛教装饰图案融入到雕塑艺术中。在西域各地区的石窟寺、千佛洞和佛寺遗址中都可以看到，壁画、塑像以及装饰都与佛教艺术的关系十分密切。
当时，龟兹、疏勒等地流行小乘佛教，尼雅、于阗地区多信仰大乘佛教。《晋书四夷传》中有关于龟兹古国的记载：俗有城廓，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大唐西域记》卷1记载，龟兹在初唐时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可见当时龟兹确实是以小乘修法为主，这也与当时的石窟中壁画多表现的佛本生故事是相符合的。公元年，法显在行经疏勒时，曾记述过当地五年一次佛教大会的盛况，有千余僧，尽小乘学。当玄奘行经疏勒时，伽蓝已达数百所，僧徒万余人。
龟兹早期出土焉耆语的婆罗米文佛经，基本都属于小乘佛教，注重自我的修行与解脱。于阗主修大乘佛教，因此，佛教雕塑相对较多，主张度化众人，共求解脱，同升彼岸。佛教信仰在西域相当普及，并产生专门的僧界社会，专业人员有长老、法师、僧人、沙弥等。以高昌地区为例，据阿斯塔纳号武周墓出土的《唐合计僧尼导师女官数帐》反映，仅高昌一县，就有僧侣多达人，尼姑32人。一县如此，足窥全州。至于佛寺的数量，宋使王延德使高昌时的统计，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足见当时盛况，这种佛教兴盛的局面一直持续到8世纪以后。
整体而言，西域雕塑分为宗教题材和世俗题材，石窟寺和佛寺遗址出土的器物以宗教题材为主。古西域佛教文化圈覆盖的中心流域就是现今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围，佛寺遗迹也分布在南北两道。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部一带，是丝绸之路北道。自西向东主要有疏勒、龟兹、焉耆和高昌地区。西部以龟兹为中心，东部以焉耆为中心，石窟分布稠密。古称西域南道的走廊地带，主要分布着于阗、鄯善两个大国和其他一些小国，其中的佛寺遗址有楼兰古城、拉瓦克佛寺遗址、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和约特干遗址。
年斯坦因在新疆和田县发现的拉瓦克寺院遗址
西域雕塑有浮雕、圆雕、透雕等类型。西域的雕塑主要来自石窟寺、佛寺出土的雕塑和散落的单品。时间分布一般自西向东逐渐变晚，南道米兰佛寺、热瓦克遗址、和田等地出土的的塑像，主要集中在公元3～6世纪。北道龟兹地区的克孜尔石窟、库木土拉石窟则稍晚，年代多在公元6～8世纪。随后东部克拉沙尔、肖楚克佛寺以公元7～8世纪的作品居多。吐鲁番地区的克拉和卓、雅儿湖、木头沟和阿斯塔纳地区等地则多见公元9～10世纪的作品。
西域早期雕塑以木雕为主，石雕和泥塑艺术品比较少见。史前文明中出土的雕刻简单的艺术造型，如小河墓地出土的史前人形木雕、大量的丧葬器物，人们利用简单的雕刻或施以彩绘，用来祭祀、礼仪等。木雕是新疆古代雕塑艺术中的重要门类，多数寺院由木材搭建，新疆南部的楼兰、尼雅遗址还发现了许多精美的木雕家具配件。佛教传入后，西域木雕佛像有许多发现。楼兰古城LB第五寺遗址出土的公元3～4世纪木雕佛像，托库孜萨拉依与图木休克佛寺遗址，克孜尔石窟，阿拉杜尔―阿库尔佛寺遗址都出土过小木雕像。题材以佛、菩萨、天部为主，尺寸较小。库木吐拉石窟、七格星佛寺遗址、托库孜萨拉依佛寺遗址也有木雕佛像出土。
木雕遍布新疆，从它们的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木雕被制成相当大而美的形象，但是用极好木料制成的雕像则罕见。在新疆，可能只有榆树和作为养蚕用的桑树是制作木雕的优质原料，而柳树和杨树的木料通常被用作建筑木材，木雕艺术则很少利用这两种木料。小型木雕通常是用果木制作的。西域气候干燥，使得这些木制材料能够很好保存。不少木雕佛像上都有彩绘或贴金。
自从佛教传入后，西域的雕塑艺术迅速发展。雕塑作品开始增多，有泥塑、陶塑、石雕、铜铸等。这一方面与当地的制作习惯有关，另一方面，泥土和木材也是当地最容易获得的材料。至公元6～9世纪，西域泥塑艺术已经十分繁荣。在当时佛教十分兴盛的地区，人们普遍使用泥土为原料制作佛像。小型的佛像多数是模压捏塑制作，出土的多数模范也说明了这一点。目前发现的模子都为半身凹形，石灰质，坚硬耐磨。如做全身像，就用前后两个半身的模子对合起来。模具有全身佛像、身体部分、花纹配饰等，有的模具背后还铭刻有婆罗米文字。模范制作的快捷准确不仅应用在佛像上，在其他明器制作中也广泛流行。
西域雕塑中的石雕以新疆石人居多，产生于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集中分布于阿尔泰地区。西域石质佛像雕刻较少，偶有残存。盛行于犍陀罗的佛像雕刻多使用当地的灰黑色片岩，但在西域这类石材几乎没有，勒柯克在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一头由页岩雕成的狮子。这些东西是否由犍陀罗直接输入很难确定。但是很少见。
铜质雕塑方面，西域青铜佛像较为稀少，有公元7～8世纪的铜坐佛像，用红铜铸制。螺发高髻，弯眉细眼，鼻梁直挺，面如满月。结跏趺坐于覆莲须弥座上，双手拇指食指相对手印，神情端庄安详。清嘉庆年间和宁《三州辑略》载千佛洞在吉木萨尔城西南山内，距城十余里；又有铜佛，大小不计其数，自尺余至三五寸不等。并称原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曾取洞中九尊小铜佛在家中供奉。说明当时青铜佛像较普遍，只是保存完整的很少。日本大谷探险队在约特干遗址收集的两件圆雕金铜佛头，瑞典斯文赫定收集的一件浮雕小铜佛像、还有库车金铜观音像与昌吉博物馆藏的一尊鎏金菩萨铜像。除此之外，还有一座铜摩尼神像，用黄铜铸制。人物头戴宝冠，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西域铜器用品较多，如高力座承兽铜盘、三足铜鼎、双耳高足铜鍑以及常用器物等。玉质雕塑可见斯文赫定收藏的一件玉雕四臂孔雀明王像。和田博物馆藏一玉质人形小像，雕刻精美，刻画细致。
一般来说，西域早期的雕塑作品，具有典型中亚游牧文化的特点，造型简单古朴。中期盛行的佛教造像则受到西方古典样式、印度样式、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库木吐拉出土的小型佛像多为犍陀罗和印度样式，衣纹厚重;龟兹地区塑像多以西域风格和印度式样为多;肖尔楚克千佛洞的武士盔甲样式与典型的`伊朗样式有关;尼雅木雕具有萨珊样式风格装饰。后期伴随着大唐的强盛，中原汉地样式在西域繁荣发展。喀拉和卓塑造的头像、雅尔湖的佛头像、木头沟出土的天部半身像等，从五官神情和发饰都可以看到唐朝中原的风格。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墓出土的人物塑像与中原盛行的墓葬俑几乎没有区别。
佛教造像的多样式、多风格的发展与当时艺术创作流行的审美方式有关。佛教经典的翻译与撰写普遍流行，佛教艺术的绘画或塑像模本也随之流入。西域当地的信徒根据自身喜好变化或者制作方法创作出具有特色的艺术样式。外来文化的输入与本土的消化都促进了西域雕塑艺术的发展。再加上西域外来的手工业者的参与制作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另一方面，古代西域的交通、风俗也使得各地的雕塑风格不一致。也恰恰展示了我国佛教艺术早期造像的面貌，对于了解新疆乃至整个中国的造型艺术提供了广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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