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市中华文化促进会、市人文与自然遗产保护开发促进会组织编纂的《日照人文与自然遗产丛书》之《日照古碑石刻》从全市余件历代古碑石刻中，遴选件编纂成书。成书不易，古碑石刻散见全市境内，或海上，或山崖，或田野，甚或渠桥之下，给探访搜集工作带来很大不便，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完成，从查阅、走访、捶拓、拍摄、记录、整理、遴选，每一步都要付出大量的体力心力，其工作难度、强度，其中艰辛，非经过而不知难。《日照古碑石刻》的出版，是我市第一本收录石刻种类最全、数量最多的资料性书籍，对研究日照石刻在文物考古、文献、文学、书法等领域的作用无可比拟，是市人文促进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事业、保护开发人文自然遗产所作出的必将载入史册的巨大贡献。
“碑之体，资乎史才，标序盛德，见清风之体。昭德鸿懿，见峻伟之烈。”刘勰对古碑石刻的论述，肯定了古碑石刻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人类文明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古碑石刻将文字立于天地间的大美，想来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石刻分类，以清朝叶昌炽《语石》最为详细，多达四十二类。朱剑心《金石学》与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分十类又不尽相同，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分七类，曰：墓碑、墓志、刻经、造像、题名题字、诗词、杂刻。而《日照古碑石刻》将刻石大类一分为二：文字石刻和造型石刻，简单明了。这是目前刻石分类最为科学的分类法，囊括所有刻石。其细分为五：①记事类；②旌表类；③祭祀类；④文辞类；⑤造型类。
日照目前发现旌表类石刻余通，《日照古碑石刻》书录89通。书体主要为楷书，以节孝碑为主。东港区出土最多，约占全市1/2。年代以清代为最，约占比88%。②旌表类③祭祀类⑤造型类，此三类在我市所发现来看，大部分都与丧葬有关，是研究日照地区民风民俗、历史名人、家族文化、地方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祭祀类石刻。全市共发现余通，书录通。以莒县出土最多，约占全市44%。年代以清代最多，约占比57%。祭祀类石刻种类繁多，主要有先茔碑、始祖碑、谱碑、合族遵示碑、祖茔碑、祭田碑、护林碑、墓志碑等。
造型类石刻。全市共发现余件，书录67件。以东汉为最，约占比46%。各种造像、画像石、建筑雕刻（石亭、牌坊等）、碑首、墓道石像、石鼓、经幢等，均为此类。
莒县出土的造型类石刻——汉画像石，是我市造型类石刻中存量最多的一类。共出土汉画像石计77石，80余幅画面。《日照古碑石刻》书录莒县汉画像石，全部为东汉刻石，是典型的汉代平面减地浮雕造型石刻艺术。这些汉画像石，本质就是祭祀性丧葬艺术，是汉代厚葬习俗的产物。最为有名的当属莒县博物馆所藏《孙熹墓1号画像石》正面和《沈刘庄24号画像石》。汉代盛行的画像石以刀代笔，雕中有画，画中有雕，造型夸张拙朴，写意性更强，对于研究汉代的建筑、雕刻、绘画有很大的价值。作为雕刻艺术形式，上承先秦青铜艺术，下开两晋南北朝雕刻艺术的先河。
记事类、文辞类石刻。含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有较高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是我市相关部门需要深度挖掘的两类石刻。
记事类石刻，以寺庙、庵、观、阁、祠的重修碑为主。全市共发现余件，书录件。主要包括光明寺御赐碑、磴山寺碑、静林寺碑、净土寺碑、卧佛院碑、刘勰故里碑、夹仓抚恤碑等。此类石刻以莒县最多，约占全市54%。年代分布以清代居多，约占比65%。书事者多为地方名流，如贾珣、张竹溪、庄长泽、管廷鹗、庄陔兰、周兴南、悟禅等。书体楷行草隶兼有。
文辞类石刻，以摩崖石刻为主。全市共发现余件，书录77件，大部分为楷书，间有行草篆隶梵文。主要集中在清代，约占比57%，包括岚山海上碑、浮来山石碑、许瀚磴山石刻、五莲山摩崖石刻、九仙山摩崖石刻、九仙山丁氏石祠诗碑群、卧象山诗碑群。此类石刻以五莲县最多，约占全市56%。
观记事类、文辞类石刻，所记内容可分两条线，一条以宗教为主，一条以文人抒怀为主，以碑刻记录修建或重建本寺（地）事宜。宗教主要为“定林派”和“光明派”。“定林派”以浮来山为中轴，辐射周边包括定林寺、净土寺、青山白云寺、三官庙、峿山观、石佛寺、北汶佛塔寺、观音堂、翥凤禅院等宗教聚集地。“光明派”以五莲山、九仙山为中心，辐射周边包括光明寺、兴云寺、白衣庵、莲池寺、灵公山龙神寺、祥云寺、菩萨庙、七圣堂、霞客禅院等宗教聚集地。对研究宗教文化在我市的发展及民众信仰现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史实依据。明代文人提出“镂之金石，传之久远”，非精而不可传。从书法角度来看，集中于明清的此类石刻，艺术价值不容小觑。石刻大部分以楷书、行书为主。楷书以欧阳询、赵孟頫、褚遂良及颜真卿书法风格居多，于碑上更显严整静穆，风骨端凝，如空心和尚的《敕建五莲山护国光明寺碑》《重建定林寺碑》《昭忠祠残碑》等。行书入碑的兴盛由明代开始，书法大家董其昌就常为碑行，更出现了“天下书法归吾吴”的顶峰，使“吴门书派”占据了重要位置。而以另一条文人抒怀线为主的九仙山丁氏石祠诸多碑刻，就多出自明末京都礼部儒士专业镌刻官“吴门书派”的吴尚端之手，对研究明朝行书具有较高的艺术辨析定位价值。及同时期明代史文起题刻《重修五莲山寺记》、明代翁正春撰书《重建大护国万寿光明寺碑记》等，均为同朝代风格行书。可将其楷、行分别结集出版，专项研究我市明清代碑刻楷、行书书法艺术。当然，这种研究是以椎拓精良为前提。民国罗振玉《古器物学研究议》中言，金石研究之法，四中有二，一曰撰述，一曰传拓。做好拓，再撰述，是让碑刻“活”起来的第一步。
文人抒怀，主要集中于摩崖刻石。摩崖刻石不仅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值，许多摩崖刻石更是政治文化名人所题，书法精美，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这些不同朝代，不同民族文字的摩崖刻石，或野趣天然、或谨严劲秀、或神采飞逸、或浑厚敦朴，为秀丽山川增加深厚的人文内涵。文人抒怀一线，全市主要分布四区，分别为：海上碑文人抒怀区、磴山文人抒怀区、浮来文人抒怀区、九仙文人抒怀区。
一、海上碑文人抒怀区。岚山海上碑摩崖群是我国唯一也是最大的海上摩崖石刻群，由明末监察御史苏京所书“星河影动”“撼雪喷云”，明末礼部尚书大书法家王铎书写“万斛明珠”“砥柱狂澜”和清地方官员阎毓秀所写“难为水”五块石刻组成。对于研究明末清初动荡的历史背景以及明清时期的书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现实意义，更在于有更多更切合实际的保护与开发并举之措，文创结合，与实体实业结合，为地方旅游业发展，打造一张更加亮丽的城市文化名片。
二、磴山文人抒怀区。清代朴学大家、金石学家、大书法家许瀚的加入，让磴山文人抒怀组更具文人气息。书录《磴山许瀚石刻》即为许瀚石刻书法的代表作，同时录许瀚大弟子著名学者丁艮善的两件石刻作品，《丁艮善书先祖丁时石碑》和《磴山丁艮善石刻》。丁艮善先祖丁时的《创建磴山碑记》残碑，是叙磴山之佳作。文中“便生欢喜心，曰：此中大有佳处”，“而清风扫榻，明月窥帘……麋鹿往来，山中好友，鹳鹤上下，禅室佳邻”，使我相信磴山文人抒怀组将来还会再出佳石。
三、浮来文人抒怀区。从鲁莒会盟至今，浮来文人雅士从未间断，实难枚数。书录碑刻多以颂刘勰校经浮来为主，如《李炳游浮来山诗碑》《陈全国浮来山诗碑》《象山树摩崖石刻》《陈兆庆硕果长存石刻》《李厚恺邱八观跋文碑》《登浮来山观银杏诗碑》《郁郁涧底松摩崖石刻》等。
四、九仙文人抒怀区。此区是我市历史上文人石刻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可分为两个文人聚集期，一是北宋超然期，二是白鹤卧象期。北宋超然期不仅留下了苏轼的“白鹤楼”，还有“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的奇秀不减雁荡的感叹，更有“留月”的遐想。同朝而游，留刻者还有孙伯达、楚建中、王逑、耿詹、东方箕、刘云翁。此时期石刻文字具圆润、飘逸、洒脱、古朴、灵动的时代特征。对后学研究北宋时文人在我市活动轨迹，及北宋文学、书法提供有力佐证。由此也可窥见北宋时九仙山就是文人的雅聚之地。白鹤卧象期，是由白鹤楼为中心的丁惟宁、丁耀亢父子为首的文人雅聚团体和以“张氏四逸”为首的卧象山文人雅聚团体组成。白鹤文人雅聚团体的主要雅士有丁惟宁和其子耀斗、耀昂、耀箕、耀亢、耀心及唐文焕、吕一奏、邱橓、张献之、陈其猷、邱名西、王化贞、王稚登、李不伐、钱允汜、薛明益、徐升、陈坦、陈埴、孙信甫、王乘箓等。另一文人雅聚团体的“卧象”雅士为张氏四逸的张侗、张衍、张佳、张愫与李澄中、刘翼明、王钟仙、王十二、张映初、隋鹏、隋平、马明经、李之藻、赵翰、李含章等人，他们即在各自的圈中吟诗作赋，长相往来，又团体间经常交流。“白鹤与卧象共舞”，使张侗、丁耀亢、臧允德、吕一奏等人的常聚，留下了诸多文人佳话。洗耳巨书、程涝慈云石刻、铁壁石刻，还有那落入卧象山龙潭大峡谷的“雪音台”等，无一不在提醒世人这群文人雅士曾经的足迹。而丁氏石祠诸碑刻，柱史丁公祠石匾、羲黄上人石匾、柱史丁公石祠记碑、题少滨丁宪副公祖石祠碑、少滨丁先生祭文碑、游览诸公留题碑、谒丁先生祠堂碑、山中即事诗碑、送丁先生藏主山中碑、寄题诗碑，更是“白鹤”的交流缩影。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文人雅聚，使九仙山一带一度成为了明末清初北方文化的交流中心。
手抚《日照古碑石刻》，厚厚足有页之巨，这还是书籍所限。但所选之石，足以观日照石刻之全貌，其详尽丰赡，早已珠玉琳琅。
日照古碑石刻，是日照地区文化、区域文明足迹的镌刻史，是矗立于日照大地诗史的自然博物馆，是对传统文化的赞美之歌。石墨镌华，必辉映千秋！
（作者简介：张辉，古海曲太平桥人。日照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日照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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