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传入和佛造像的历史延革据史料记载，永平十年（68年）于大月氏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得佛像经卷，用白马载抵洛阳，明帝为其建白马寺，译四十二章经。这是中国有佛僧、佛寺、佛教之始，亦是我国学者所公认佛教传入中国之始。而中国的佛教雕塑正式记载是在公元年以后，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约-年）记载有窄融大起浮屠祠内有一尊金铜佛像，这是中国正史中首次明确的雕造佛像记载。
自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我国，其造像作为宣传佛法和信徒们供奉、祈祷的对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二千年的历史上，佛教造像的发展同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一样，经过了两晋南北朝的发展，隋唐的鼎盛，宋元的稳定，从明清开始走向衰落。
现存后赵石虎建武四年（公元年）金铜佛像是中国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佛像，标志着定型化的单独佛教雕塑已普遍出现。这一时期接近于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大分裂的时期。战乱频繁，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充满了悲苦和灾难，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因此就把希望寄托干来世的希望和因果报应之中，这也是佛教在这一时期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必要条件。佛造像虽不表现具体的思想内容，但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那超脱傲然，看透人世的神秘神情，对于处于悲苦离合中的人们来说，正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并对他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这时期佛教造像所表现出来的宁静、洒脱、飘逸和充满智慧的神态，实际上寄托了人们对来世的美好希望和渴盼。南北朝的统治者把佛教看作有助统治和维持社会太平的工具，除了扶持佛教外，还对其加紧控制管理，建立了佛教的僧官制度。直到北魏（-年）孝文帝亲政以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并迁都洛阳。这时的佛造像融合了中国南方秀骨清像风格，面容俊秀，鼻梁挺直，风度超然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所追求的形体、神态和风度，叵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北周佛造像佛教发展到了隋唐时期，趋于大盛。隋帝登基，大力提倡佛教。令天下普造佛像，广度僧尼。修建大兴城时，立寺额方于朝堂，下制有能修建，便任取之。而唐朝更是佛教八大宗派的形成时期，龙门石刻大放异彩。自古以来，龙门山色被列入洛阳八大景之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说：“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石窟就开凿于山水相依的峭壁间。在龙门的所有洞窟中，北魏洞窟约占30%，唐代占60%，其他朝代仅占10%左右。这一时期，唐朝国力强盛，开放包容。佛造像面容贴切近人，身体圆肥丰硕，笔意豪壮；菩萨细腰斜款、雍容华丽；天王、力士肌肉怒凸，神情雄武，充满生命的活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圆熟与完美。或许是盛极必衰，又或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还可能是理学的阐述扩展，使得宋元时期的社会意识倾于现实。
唐佛造像入宋以后，佛教趋于衰微，但仍然有所发展。它传播的范围和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它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渗透，也日益加深。这时佛教正在进一步世俗化，各种法会不断，佛教的仪式日益丰富，寺院活动更为商业化。僧人宣扬佛教服务于王权，依附于儒教忠君爱国的原则，认为佛教的道德有助于王化，有助于社会道德的建立。总的来说，在这个时期，佛教已由高峰滑落。这一时期的佛造像数量锐减，传统的造像规范也受到轻视。不同于唐朝的华丽服饰，宋元时期造像的衣饰概括简练。笔法虽有唐代遗风，但是也更倾向简洁厚重，精雕细琢。
宋佛造像明清两代，佛教进一步衰退。明初统治者从制度上限制佛教的社会地位，将佛寺分为“禅”、“讲”、“教”三种。每种寺院的僧人，连穿什么样的衣服也有规定。因此，佛造像虽然继承了宋元时期的风格但是工艺粗糙，形式单调，缺乏活力。
明佛造像清代沿袭明制，加强僧官制度。制度化，固定化使得这一时期的佛造像虽然形态均匀，精益求精但是略显呆板僵硬，缺乏内在神韵和生气。
清佛造像在历史上，佛造像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影子。它总是一方面追求佛教渊深、博大的胸怀气魄、慈悲济世的理想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随着时代的变迁、阶级的升降以及人们审美观念的影响而改变着面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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