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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事件,崂山佛教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历过四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发动者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史称“三武一宗”。它不但令佛教文化遭遇空前劫难,更对我国众多文物古迹造成了严重破坏,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是中华文明的大劫难。当时,无数的寺院、经书、佛像、法器等被焚毁、破坏,数以千万的僧侣遭到杀戮,或被迫还俗。

这一次次的打击,使得佛教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扼杀,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崂山佛教当然也逃不出这几场“法难”,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城阳区源头村法海寺附近出土的一大批石佛造像。

年7月,崂山源头粮站在修筑门前小桥时,于1米半深处发现一批残缺不全的石造像,有头像、肢体、石像底座等余件。石造像身大者残高2米,身小者仅20厘米,由于破坏得较为严重,虽经接对整理,却无一完整。从这批石造像的残部来看,仍可看出当时纯熟的雕刻水平。

随同这批石造像出土的,还有一件残佛像端坐的长方形底座。座前题铭:“大齐武平二年岁次辛卯五月丁未朔七日癸丑,任娲为亡先主许法择,自恨生不值佛出,又不见弥勒三会,娲敬造弥勒像一躯,上为国王帝主,下为七世父母,生存养属,一切众生,普同斯福,一时来佛”字样。座右侧题铭为:“佛弟子任阿娲,佛弟子许仕亮。”这些题铭为这批石造像提供了确切的年代。“大齐武平”是南北朝北齐君主高纬的年号,武平二年即公元年。

根据石像的造型、服饰及雕刻技法等多方面的考证,应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这批石造像的出土地点,离法海寺只有20米,而法海寺又始建于北魏。据此可知,这批石造像是原供奉在法海寺内的。从出土佛像数量之多,可以看出法海寺当时规模之宏大,更足以显示南北朝时期崂山佛教之盛况。这些石造佛像埋藏于地下的原因和时间,与“三武一宗”这四次“灭法”有关系。

第一次毁佛灭法事件,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太平真君五年~七年(公元~年),起因于太武帝听信道士寇谦之及宰相崔浩的谗言所致,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谗言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太武帝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那时崂山地区隶属南北朝时南朝宋国的长广郡不其县,不属北魏之版图,故未受其影响。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第二次毁佛灭法事件,发生在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公元年),距北魏太武帝的废佛,约有一百一十余年。北周武帝后来的废佛政策,主要是受到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影响。建德三年,武帝已决心毁佛,召集僧道二众在太极殿辩论,张宾极力斥佛扬道,却被智炫法师论破,武帝乃亲自升座,试图加以论难,不料智炫法师应对安详,陈义甚高,武帝在盛怒之下离开太极殿。次日他下诏废佛、道二教,破毁寺塔,焚烧经像,勒令沙门、道士还俗。当时,被迫还俗的沙门有二万多人,关陇一带的佛法被破坏殆尽。那时崂山地区隶属北齐之光州长广县,亦非北周之版图,故又未受其影响。

建德六年,北周灭了北齐,武帝又对北齐之地实行排佛政策,焚毁一切经像,废四万所寺庙,被迫还俗的僧尼达三百余万。北方佛教一时之间销声匿迹,史称周武法难。次年,武帝罹患剧疮而亡。宣帝、静帝相继即位,佛教才又渐渐恢复。

第三次毁佛灭法事件,发生在唐代武宗会昌五年(公元年),唐代佛教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唐代各朝帝王对佛道二教的态度颇为不同,有的扬佛抑道,有的佛道并奉,也有不少位帝王崇道而抑佛。唐武宗时排佛的呼声越演越烈,这使得本已笃信道教的武宗更加决心毁佛。这时,道士赵归真与宰相李德裕推波助澜,趁机煽动,佛教因而面临一场“三武一宗”法难中最大的破佛事件。

会昌二年三月,因李德裕上奏,武宗敕令遣散未曾登录在僧籍名册的僧尼,又不许置童子沙弥,这时已略见毁佛的迹象。六月十一日,敕令僧道二众在殿前论议,道士二人赐紫衣,僧门仍不得披着紫衣。会昌三年二月,敕令已经还俗的僧尼不得再行入寺;至于没有登录名籍的僧尼,不仅严禁住在寺中,且不许住在京城或进入镇内。同年九月,下令各级地方政府严密注意附近寺院的住僧,纵使是登录有案的,如果无法详细说明出身来历,应予逮捕,送到官府盘问。武宗废佛的政策,是采取渐进方式的,从史料看,其法令之严酷,与日俱增。

会昌四年三月,下令不许供养佛牙、佛骨,如果违反法令,送一钱供养者,即杖打二十下,一时之间,寺院的四处,人迹断绝。而在宫中的内道场,历来往例均安置佛教经像,武宗却下令焚烧经教,拆毁佛像,在道场内安置天尊老君之像。六月,在武宗诞辰日,首度不召僧入内议论。又不许僧尼在街里行走,如有外出,需在钟声未响前归寺;也不许别住他寺,违者敕罪。由于武宗深信赵归真,赵乘隙进言,认为佛教并非中国本有的宗教,蠹害生灵,应该尽除。于是,是年七、八月开始,发动空前的法难,敕令拆毁天下山房、招提、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凡是寮房未满两百间,或没有获颁寺额的道场,则勒令僧尼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武宗敕令天下诸寺不许置庄园,并随时检查寺舍的财产。四月,敕令僧尼还俗,如有抗命不从的,以违抗圣旨论罪,当场决杀。八月下诏,大举毁寺,总计会昌年间,拆毁佛寺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等四万余所,被迫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余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又将佛像、钟磬等法器改铸为钱币、农具等物,乃至私家所藏金银等像亦敕令限时送官。此一空前浩劫,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晚唐以后诸宗的衰颓不振,与这次毁佛有密切的关系。次年,武帝服用道士金丹,中毒身亡,宣宗即位,诛杀赵归真等人,并大力复兴佛教。在这次大规模的“会昌灭法”中,法海寺的石造佛像被毁而埋入地下。

第四次毁佛灭法事件,发生在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年),是最有影响的一次。世宗为了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政策,以佛教寺院僧尼乃构成国家财政上的负荷为理由,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总计,废毁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大量的佛像及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世称一宗法难。相传世宗下诏毁坏佛像时,镇州有一尊铜制观世音菩萨极为灵验,因此无人敢去毁损。世宗乃亲自前往该寺,用斧头砍毁菩萨胸部。显德六年,世宗在北征途中,胸部突发痈疽而身亡。

其实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都前后采取过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灭佛则是比较大的一次。从现有的资料上记载,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

法海寺这些石佛像被发现时,皆侧放,项东,背北,胸南,头、肢体、底座等皆放于排列的石像空间。其放置的如此井然有序,可以断定当时是有意埋下,待机再取出修复的。法海寺附近已出土的石造佛像,仅为当时埋藏的一部分。三武一宗的教难,虽然使得佛教几经摧残而致衰微不振,但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以后,思想已深植社会民心,因此,在遭受重重打击之后,却始终屹立不摇,并很快地复兴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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