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时期，敦煌文献中所记载的菩萨疗疾信仰具有什么特点？“据《观音应验记》《灵异记》等观音灵验故事集记载，观音经常是化身为白衣人来救人、治病、送子的。”从此经可以看出后世白衣观音信仰的影子。
敦煌文献一些抄本里出现了“观世音菩萨最胜妙香丸”的药物，以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命名药物，可见当时观音菩萨治病的形象已深入人心。
正如陈明所说：‘观音菩萨最胜妙香丸法’的出现，与敦煌地区流行的观世音菩萨治病救难的信仰以及密教治病观念的扩展是密不可分的。
P．26、P．《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中抄有《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疗病催产方》和《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等内容。
这些中土出现的疑伪佛经，均被当时的信众们当作了消除病苦、救治产难等的方便法门，体现了中土人士对印度密教功能的认知与改造。
一、生命守护神之首如果说《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是受密教观音经典的翻译和传播直接影响的话。
那么在敦煌世俗化的佛教治病斋会中，菩萨作为重要的祛疾祈求对象说明观音疗疾已经摆脱了密教的影子，成为民间的一种普遍信仰。
唐五代时期，佛教和道教都会为民众举办祛病斋会仪式，敦煌文献里保存了大量佛教患文，是佛教祛病斋会仪式中念诵的文书。
由患文可知，患斋在病人久医无效的情况下在寺院或者施主家里举办。
患文是一种讽诵的悼辞，将佛教义理融入到坛场仪轨中，在神圣的仪式操作下展现出语言的感染力量。这种倾向现世的大众化仪轨，是借助佛力来助威忏悔。
在宗教仪式的设计下，传达了心灵净化的解厄历程。《患文》开头先赞叹佛的美德，然后叙述病人举办斋会的目的是为治病。
再祈求佛菩萨等神灵救助保佑，最后回向为病人、施主及家属祈福。
在患文里，观音菩萨出现在祈求神谱里的次数最多、最频繁，或单独出现，或和药王菩萨一起出现，或者和妙音、药王、药上等菩萨一起出现。
观音菩萨单独出现的例子比如在北图号文书中有这样的表述：“以此功德，先用庄严患者即体：唯愿观音放月洒方，亦以济足大圣垂花”。和药上菩萨一起出现的例子有S.号敦煌文书里“观音灌顶，授不死之神方。药上扪摩，垂惠长生之味。”
观音和妙音、药王、药上一起出现的例子有比如S号敦煌文书“药王药上，授予神方。观音妙音，施其妙药。”
患文是世俗化佛教仪式中的应用文书，观音成为患文里书写的生命守护神，说明唐五代时观音菩萨治病形象已深入人心。
此外，在和患文相似的难月文里，观音菩萨同样是救产难最重要的神灵。在敦煌文献里发现了曹氏归义军时期观音可消除瘟疫的雕版印刷品。
现录曹元忠时期雕版印刷品《造观音菩萨像题记》如下：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版。
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渠顺化、励疾消散、刁斗藏音、随喜见闻，俱沾福佑。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纪。匠人雷延美。
此印刷品为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所雕刻，可见此时不管在佛教界、民间信仰。
还是官方的政治行为里，观音菩萨均有和祛疾相关的功能。在当时民众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精神信仰角色。
二、灵验记、文学与菩萨疗疾信仰唐朝时，有关观音救疾的灵验记异常丰富，这一方面是笔记小说这种写作体裁在唐代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直接说明了观音疗疾信仰的普遍性。
如果说东晋南北朝时观音疗疾信仰只是偶尔灵验的故事外，那么唐朝时的观音灵验记则表现出了观音疗疾的确定性。
除此之外，故事的后半段着重记载他患传染性流行性疾病“天行”时，因诵读《多心经》而获救，其妻子患瘟疫“疠疾”时也因他诵读《心经》四十九遍而病愈。
诵读《心经》可治疗瘟疫的观音灵验故事说明，在唐代时，观音疗疾信仰的方式除了观音普门信仰外，般若类观音经典也具有了疗疾的功能。
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所记一则故事则说明唐朝时在中国和印度均有观音疗疾信仰的基础。
唐朝时慧立、彦宗所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记载了印度戒贤法师梦观音示疾的故事。
玄奘去印度拜戒贤法师为师，戒贤的弟子向玄奘一行人讲述了三年前戒贤法师因为得风病意欲自杀而在梦中得到观音菩萨的启示。
观音菩萨授意他显扬正法瑜伽论等，将有国僧前来学法。等玄奘去印度后，戒贤法师的疾病痊愈，因此戒贤大喜。
唐五代时，除了笔记小说中的观音疗疾灵验记、观音疗疾伪经的产生与传抄、敦煌世俗化佛教疗疾仪式中的观音之外，洛阳龙门石窟和四川摩崖石刻均发现了观音疗疾的题记。
洛阳龙门石窟有两则时人病愈之后的造像题记：垂拱二年十月十六日，佛弟子张行忠今为病得离身，发愿敬造救苦观音一躯。石行果妻王为男四儿身患今得除，预愿造救苦观音一躯。
四川摩崖石窟有后唐时一座白衣观音造像，旁有题记如下：敬镌造曜像白衣观音菩萨一身。
右比丘怀真所造前件功德，意者为往年自身忽染天行时疾，归在俗家将理，并染俗家，大小不安，遂乃发心愿造。果蒙圣力加备，得获平善，不负先心，镌粧周备，伏光圣慈照知。
时以天成五年庚寅岁二月廿五日，比丘怀真题记，永为供养。宋以后观音疗疾信仰的发展唐五代观音疗疾信仰对后世观音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结合奠定了基础。
宋以后观音疗疾信仰被“割股奉亲”的孝亲观念吸收，衍生出了用自己手、眼入药为父亲治病的中国本土观音妙善形象。
到明清时期，随着中国愚孝思想的登峰造极，衍生出了子媳割肝为父母治病而得到观音菩萨护佑的故事。
北宋时，笔记小说里观音疗疾信仰在观音灵验故事中占很大的比重，远远超出唐代。
根据黄劲檀对《夷坚志》中观音菩萨部分内容整理的表格，在作者所列6则故事中，和疾病、生理残疾、求子、死而复生的故事就占了22条。
在观音疗疾信仰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中土诞生了观音本生故事《香山大悲菩萨传》，作者将佛教信仰与中国传统儒家孝道伦理相结合。
观音菩萨已经不仅是佛教中的菩萨，更成了和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本地普世神灵。
《香山大悲菩萨传》的作者为北宋蒋之奇，里面记述了妙庄王三女儿妙善公主为父舍手舍眼入药治病的故事。
除了明显受密教千手千眼观音影响外，吴玉莹认为妙善本身故事源于《妙法莲花经》。
观音本生故事里的疗疾元素说明，在北宋时，观音疗疾的功能和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并且成为观音信仰的一个重要特征。
此时妙善观音的故事与前代观音疗疾功能相比，多了舍手舍眼这个元素，这是观音信仰与唐宋时民间“割股奉亲”习俗相互融合的结果。
正如周秋良在《跨文化视野中的妙善故事》一文中所说：“妙善为了给父王治病，献出自己的手和眼，和中国传说的‘割股疗伤’的孝子行为是一脉相承的。”
明清时期，观音疗疾信仰与“割股奉亲”“割脏奉亲”等中国传统愚孝思想进一步结合，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子媳割肝脏为父母治病而得到观音菩萨眷顾的故事。
明朝王同轨《耳谈类增》记述了一个儿媳平时笃信观音大士，在观音的引导下割肝为婆婆治病，婆婆病愈而自己伤痕累累，但是主人公因平时信奉观音菩萨而得以保全性命。
清代彭际清《居士传》记载了湖广益阳人彭信宇平时信奉观音大士，先是割臂肉和药治好了父亲的病，后又割肝为母亲治病，不久母亲病愈。
可是被掏出来的内脏不能再回到身体，众人为他向观音菩萨祈祷。
观音菩萨托梦告知众人说：“让内脏重新回到身体也不难，主要是因为现今世上无孝子，出示百天让众人知道他的孝行。”百天之后，主人公的身体确实完好如故。
观音信仰从刚开始时的救自然灾害和战争等灾祸渐渐衍生出治病救产难的功能，经过唐五代的发展衍变，一条发展线索是上文所论述。
观音疗疾信仰渐渐地被“割股奉亲”、“割肝奉亲”等愚孝思想相结合，渐渐背离了观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本质，明清时，观音成了封建思想桎梏人性的见证者。
另一条线索是，兴盛于唐五代的观音疗疾、救产难信仰，在后世又发展出了施药观音、杨柳观音、白衣观音、送子观音等民间观音形象。
施药观音、杨柳观音是民间信仰中观音菩萨治病功能的典型代表，而送子观音、白衣观音和观音的救产难有着一定的联系。
而后世观音的这些信仰形态都与唐五代时期观音的疗疾、救产难形象有一定的关联。
经在敦煌的传播疑伪经是佛教进入中国后，和中国本土文化互相交融的产物，最能体现当时民众的思想与信仰。
敦煌有大量疑伪经的抄本，其中大多内容和疾病有关，是中古时期敦煌民众面对疾病时创造的佛教经典，与疾病相关疑伪经的创作和传播能够察得敦煌民众的疾疫情况。
敦煌有大量的抄经题记，其中诸多佛典都被用来抄写祈求祛疾，但是在这些佛经抄本中，有一部分较为特殊。
即为中土创造的疑伪经，大多数疑伪经的内容和治疗疾病有关，抄写题记也和祈求祛疾有关。
三、敦煌揭帖性质疑伪经与防疫我国民间一直流传着具有揭帖性质的经典，它们往往会附会某一人物，预示着马上将要发生的灾难，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精神恐慌和心理压力。
有时在它背后还预示着某一具体的社会事件。但是同时，它们又会告诉人们解除危难的方法和途径，即一般通过传抄该部经典，脱离危难。
在敦煌遗书中，《新菩萨经》《劝善经》同中国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大慈如来告疏》、《佛图澄所化经》。
唐五代时期出现的《定光佛菩萨救诸众生》，都是在佛教灾变思想影响下出现的具有揭帖性质的佛教经典。
《新菩萨经》《劝善经》的抄写时间主要是吐蕃时期，是研究当时敦煌民众面对疾疫情况的重要资料。
《新菩萨经》《劝善经》内容大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劝念佛，第二部分预示将有多种疾病发生，第三部分劝写经，第四部分指明本经的来源。
《新菩萨经》甲本里提到六种疾病分别为患死、卒死、产生死、不持斋死、肚肠热死，自绞死，《新菩萨经》乙本里的疾病分别为病死、卒死、赤眼死、肿死、产死、患腹死。
《新菩萨经》丙本里疾病分别为疟病死、天行病死、卒病死、肿病死、产生死、患腹死、血痈死、风黄病死、水痢死、患眼死。
《劝善经》里的疾病分别为疟病死、天行病死、赤白痢死、赤眼病死、女人产死、水痢、风病死。
另外，敦煌文献中《佛图澄所化经》《大慈如来告疏》《定光佛预言》与《新菩萨经》《劝善经》《救诸众生苦难经》等性质一致。
均是因对灾害恐惧而创作的揭帖性质的伪经。《佛图澄所化经》中有“自今以后，当行毒肿病，十伤九死，无门不有”的记述。
可以看出此经预测的疾病是传染性极高、死伤率极大的“毒肿病”。
敦煌写卷S.《定光佛预言》记载：咸亨元年扬州僧珍宝，向山采药，见一人身长三丈五尺，面宽九寸，如金佛，救众生。珍宝即藏。语宝言：我是定光佛菩萨，故来救众生。
今年太山崩坏，须鬼兵万万九千。须告众无福人，但看三月四月五月，风从太山来，即得病，二日即死。若写一通，免一身。写二通，免一家。写三通，免一村。
我是定光佛菩萨，故来化众生。传流者寿命一百年，不信者灭门。写者过一难，若不信者，但定光佛菩萨指为定。
文中年太山崩坏，须鬼兵万万九千。须告众无福人，但看三月四月五月，风从太山来，即得病，二日即死。若写一通，免一身。写二通，免一家。写三通，免一村。
我是定光佛菩萨，故来化众生。传流者寿命一百年，不信者灭门。表达了此经和瘟疫相关，表达了对瘟疫即将到来的恐惧。
敦煌研究院新编号《佛图澄所化经》记载：和平四年正月一日，河内縕县刘起之等十五人，入山斫树，卒遇治王天，飙风卒起，迷沉失道。经过风山。
白日便现，见一鸿鹤，从西南来，自投而下。化为壹老公，手提九节杖，而便自谓：吾是佛图棠，故来语汝罪福。
泰山东门崩，泰山遣鬼兵千九万人，提赤袍，持赤绳，取九万男，女三十万人。治东门崩，十千九万女治袍袄。自今以后，当行毒肿病，十伤九死，无门不有。
汝急作福，可得度世，三家五家，随村大小，共作龙虎舌饼，人各持七枚食之，一日一夜转经行道，可得度世。期诽谤不信受者，受终致恶，必作，病厄右七月八月，想难可度世。
男女大小，各写一通，仆著肘后，鬼[不]来近人，殃不至，寿命得长，得离此苦。见者写取，其身受福，见者[不]写，身寿长病，写不转者，死灭门。见者急急通读，如律令令。
《佛图澄所化经》中“期诽谤不信受者，受终致恶，必作，病厄右七月八月，想难可度世。男女大小，各写一通，仆著肘后，鬼[不]来近人，殃不至，寿命得长，得离此苦。见者写取，其身受福，见者[不]写，身寿长病，写不转者，死灭门。”等句可以看出此经和瘟疫相关。
总之，《佛图澄所化经》中有“自今以后，当行毒肿病，十伤九死，无门不有”的记述，可以看出此经预测的疾病是传染性极高、死伤率极大的“毒肿病”。
其中《大慈如来告疏》是北魏时期的文书，文中“尔时若为普修佛法者，门无斯疫”，“咸使闻知，出治百病”等句也表现了此疑伪经与防疫免疾有关。
结语敦煌写卷S.《定光佛预言》中记述：“风从太山来，即得病，二日即死”“传流者寿命一百年，不信者灭门”也表达了此经和急性传染性疾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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