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黎城与炎帝的传说
炎帝，是我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首领的尊称，号神农氏，又号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等。炎帝神农氏生活在原始社会晚期的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年左右，炎帝时期约有年左右的时间。传说，炎帝部落后来和黄帝部落结盟，共同击败了蚩尤。所以，中国人把炎帝与黄帝共同尊奉为自己的人文初祖，自称为炎黄子孙。这也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最大凝聚力和精神动力。
炎帝对华夏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有：制耒耜，种五谷；立市廛，辟市场；治麻为布，民着衣裳；作五弦琴，以乐百姓；削木为弓，以威天下；制作陶器，改善生活；立历日，列星辰，分昼夜，定日月。在这些贡献中，最为人们熟悉和称道的是制耒耜、种五谷，这也正是神农氏被称为“神农”的原因所在。如果要归结为一种精神的话，那就是炎帝精神。这是一种创业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华民族坚韧不屈、世代相传。
在广袤的上党大地上，分布有很多关于炎帝神农氏传说的遗址、遗迹、祭祀性建筑、碑碣记载等。其中反映尝百谷、得嘉禾、兴农业的传说遗迹，主要分布在百谷和羊头二山。概括讲，遗址类有羊头山、百谷山等，祭祀建筑有北齐庙址及唐、宋、元、明、清、民国历代建筑，碑碣有隋、唐、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等。这相对于全国其它有关炎帝神农传说的地区来说，占有很大优势。现存于黎城县文博馆、立于隋开皇五年（）的《宝泰寺碑》，就有黎城乃“炎帝获嘉禾之地”的具体记载。
黎城位于太行山南端，20多年前发掘的靳家街古人类遗址证实，大约在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此地已经有人类居住。
靳家街遗址是年8月在修建长邯高速公路时发现的。这个遗址展现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替代转化，其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据考古专家称，该遗址出土的陶瓷、石器等，涵盖了仰韶和龙山的全部文化所在。其中有仰韶文化时期的泥质红陶剑口钵，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罐、甑，夏代的蓝纹罐、鬲、豆等。石器有石铲、石斧、石刀、石凿、石镰，骨器有骨针、骨锥、骨簪等，生活用品有陶纺轮、制陶用的工具陶板等。
靳家街文化遗址反映了在远古时期，即距今-年间，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处于太行山腹地的黎城一带生产、生活、繁衍。这为研究黎城乃至整个上党地区新旧石器时代，包括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及夏商周各个时期的古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靳家街遗址的发现，把黎城的历史推至年以前，这个时期也正好是炎帝部落的产生和活动时期。
此外，在黎城县城西部约15公里处的漳河岸边，有一个叫东柏峪的村庄。这里土地肥沃，蓝天碧水，气候宜人，土壤肥沃，一年四季，风光各异。春季，繁花竟绽，花簇似锦；夏日，百兽跳跃，群鸟争鸣；秋天，五谷金黄，天蓝柿红；冬时，苍山峥嵘，虬枝傲骨。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盛产柿子、核桃等优质农副产品。
柏峪村原名百谷村，古时“谷”与“峪”同音，正好与炎帝获嘉禾于百谷的传说吻合。唐开元十八年（）《唐故栗府君墓志铭》载：“粤以大唐开元十八年，岁次庚午十二月辛巳朔廿日庚子，合葬百谷村东北甲地之原，礼也。”该墓志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于黎城县东柏峪村，现收藏于黎城博物馆。碑文中“百谷村”即今“柏峪村”，村里其它庙堂碑文也有同样记载。嘉庆八年()重修文庙碑记中始有柏峪村名出现，可见“百谷”一直延续到清朝才写作“柏峪”。而且，在东柏峪村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锄、石刀、铁鼎、灰瓦罐等文物，这足以说明柏峪村历史悠久，早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居住了。
由此可见，说黎城是炎帝部落的创始地和活动核心之一是有一定依据的。
宝泰寺与隋开皇《宝泰寺碑》
据光绪九年（）《黎城县续志》卷之一“寺观”载：宝泰寺，在故县村，距城八里。碑文被风雨剥落，模糊难辨。其略云：邑人故襄垣郡守郭烋（笔者注：诸多书籍皆误为“杰”）建。隋开皇五年，烋之从子伯珠重修。按：郭烋世封阳曲，建社太原，上祖从官，遂家此邑。大殿门额，道光乙巳年（）知县陈金鉴（浙江新昌进士，道光十八年六月任）书“宝泰寺”三字。后跋云：“寺有隋开皇间碑所记，乃邑人故襄垣郡守郭烋造九级浮图，迄周兼齐运、法象沉沦，烋之从子伯珠重建。考襄垣为郡，始于元魏，废于高齐，则斯寺不特非隋，并非周齐，为北魏古寺矣。”宋韩固（深州人，善属文，至和二年前后任黎城县主簿）《法堂记》谓：“寺为隋建，赐额‘宝泰’者，特未详考耳。”该志卷之四“补遗”又云：“庆安寺，在旧城中，隋开皇五年建，赐额‘宝泰’，取民宝其教而泰宁也。宋太平兴国三年改今额，取民赖庆而获安也。天圣三年县迁白马寺，遂圯。僧道球募修，至和二年簿尉韩固撰记。”由此可知，宝泰寺初建于北魏，宋太平兴国三年（）改名为庆安寺，因天圣三年（）县治搬迁而废，今只有一《宝泰寺碑》尚存，极其珍贵。
《宝泰寺碑》又称《重营九级浮图碑》《浮图之碑》。碑青石质，隋开皇五年立石于今黎城县城西北4公里古县村，碑首、身一体，无座，通高约厘米，宽71厘米。碑首高厘米，雕刻双螭蟠拱成半圆形，螭首分垂两侧，中央额面凿华盖式佛龛，浮雕一佛二菩萨，两侧植菩提树，枝蟠荫蔽于顶。碑身高97厘米，宽71厘米，线刻2.7厘米见方界格，26行，行36字。碑文字数当为余字，现存余字。碑身右上部残缺一块且断为两截，据说乃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曾凿为井口石所致。碑阴首与碑阳同，唯无菩提树。额篆“浮图之碑”4个大字，下列建塔之斋主、维那等姓名。《山西通志·金石记》《山右石刻丛编》及光绪《黎城县续志》对此碑均有著录，《三晋石刻大全》《长治金石萃编》《长治历代文存》等书所收录碑文也均据此补齐。碑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郭烋与其丛子郭伯珠前后两度修造庙宇及九级浮图等的过程和当时人们瞻仰佛塔的景象。骈体文写就，文辞优美，寓意深刻，既是研究佛教的宝贵史料，也能从中洞悉许多哲理。碑文以楷书为主，间杂篆、隶，使整篇碑刻多了几分活泼的情趣。用笔以方笔为主，起势沉劲，推行健挺，转折处多驻笔重起，方角锐利，显得倔强峻峭，十分得力，是反映本地文字从魏书转入唐楷过渡期的一通代表性碑刻。还有，碑额与正文书体、字体大小一致，且不居中，也属罕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中有“秦将定燕卒之乡，炎帝获嘉禾之地”的记载，据说这是全国目前发现较早（有说是最早，为严谨起见，还是说“较早”为宜。但要说是长治地区最早，却绝不为过）记载炎帝传说事迹的一块碑石，这对研究炎帝文化和黎城历史具有极高的史料和文物价值。
目前，全国发现记载炎帝活动的碑刻甚多，上党地区现存相关炎帝神农氏事迹的记载、纪念性建筑遗存、碑碣也比比皆是，但唯独黎城这块碑的记载相对较早或者说最早，这就值得有关专家或学者深入思考和研究了。（来源：上党晚报李忠）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