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白颠疯怎样治 http://news.39.net/bjzkhbzy/171218/5940516.html《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一部在唐宋时期非常流行的密教经典。进入21世纪，敦煌壁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逐渐成为国内外敦煌图像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敦煌壁画中目前发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共8铺，包括盛唐4铺，晚唐1铺，宋代3铺。其中莫高窟第窟前室北壁发现的宋代一铺，虽然内容不多且有残损，但仍然为研究敦煌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宗教功能、题材组合、分布关系和绘制形式等提供了珍贵的新视角。一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成为学术研究热点《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又称《尊胜陀罗尼经》《尊胜陀罗尼》，简称《尊胜经》，全一卷，是一部在唐宋时期非常流行的密教经典。所谓“佛顶尊胜”，是密教胎藏界曼荼罗释迦院五佛顶之一。五佛顶中，以释迦牟尼佛顶所显现的轮王形佛顶尊为最殊胜，故密教以佛顶尊为本尊，修持息灾除病之法，称为尊胜法。陀罗尼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总持、能持、能遮，一般是指能令善法不散失，令恶法不起的长咒。佛顶尊胜陀罗尼是用八十七句组成的长咒说佛顶尊胜的功德。《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内容是：佛在室罗筏国（舍卫国）誓多林给孤独园（祇园精舍）说法。三十三天的善法堂会有一天子名曰善住，地位尊贵，与诸天游园，前后有天女围绕，嬉戏听乐，日子过得非常快乐。夜晚时分，善住天子听到有声音传来，说他将在七日后寿尽，命终之后生瞻部洲，来回七次投胎猪、狗、野干、猕猴、蟒蛇、乌鸦、乌鹫等畜生身，然后入地狱受苦，出地狱后虽投胎为人身，但生在贫贱之家，天生残疾而无双眼。善住天子听说之后十分惊恐，急忙赶去向帝释天求助。帝释天也无计可施，于是到佛前供养，请教对策。佛授给帝释天《佛顶尊胜陀罗尼》，让他转授给善住天子受持读诵供养。善住天子依法受持，满六日六夜，即得解脱，增寿无量。经中宣说若有人读诵供养此《陀罗尼》，能消灭一切恶业，不受地狱畜生阎罗王饿鬼之苦，得生善道，增益寿命，永离一切诸病，往生极乐世界。此经的梵本由北印度罽宾国僧人佛陀波利带到中土。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文记载，唐高宗仪凤元年（）佛陀波利来华，到五台山参拜文殊菩萨，哭泣着向山顶礼拜，强烈希望能见到文殊的圣容。忽然看见一老人从山中出来，对他说此土僧俗造罪业者极多，唯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救拔幽显最不可思议，能灭众生一切恶业，希望他能把此经带到汉地来，广利群生，拯济幽冥。佛陀波利举头之际，老人忽然就不见了。佛陀波利醒悟这是文殊化现的老人在点化他，于是回国取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梵本，于永淳二年（）到长安进献给唐朝皇帝。唐高宗命日照法师与杜行顗一起译成汉文，但起初只在宫内流传。于是佛陀波利讨要回梵本，在西明寺与顺贞等大德一起重新翻译成流通本。除了上述二译本以外，此经译本另有唐代地婆诃罗译《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经》一卷、地婆诃罗重译《佛顶最胜陀罗尼经》一卷、唐代义净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后周智称译《尊胜陀罗尼并念诵功能法》（已佚）、宋代施护译《尊胜大明王经》一卷、宋代法天译《最胜佛顶陀罗尼经》一卷等。这些译本中以佛陀波利的译本最为流行。不空弟子法崇著《尊胜陀罗尼经疏》二卷，依据的经文就是佛陀波利的译本。此经译出后，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刻在石幢上成为一种风尚。敦煌藏经洞所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写卷中最多的也是佛陀波利译本，计有多件，其中有明确纪年的两件均在开元五年（）。唐代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中记载了佛陀波利和地婆诃罗两个译本。宋、明本及高丽本大藏经均有收录。其中，宋、明二本所收者较短，高丽本所收则系后人据原本加以补缀而成，故篇幅较长。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中收录了此经存世的各个译本。年，王惠民发表《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考释》一文，对莫高窟第55窟与第窟两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进行了考释。这两铺经变都属于宋代，采用中间说法图加两侧条幅的形式，均保留有较多画面榜题，据榜题可以确定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当时一般认为敦煌只有这两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此后，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一书，以莫高窟第55、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以及敦煌藏经洞所出《尊胜咒坛图》等图像和敦煌文献中的尊胜启请文、Ф.《佛顶尊胜洗骨变胜灵验别行法》等资料，探讨了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年，下野玲子发表《敦煌莫高窟第二一七窟南壁経変の新解釈》一文，认为莫高窟第窟主室南壁被定名为《法华经变》的壁画应该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而且同时代莫高窟第窟主室南壁、第31窟主室窟顶东披、第23窟主室窟顶东披的三铺过去被认为是《法华经变》的壁画也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此后其在《唐代仏頂尊勝陀羅尼経変における図像の異同と展開》以及专著《敦煌仏頂尊勝陀羅尼経変相図の研究》中进一步补充了这一观点。还是年，京户慈光在敦煌研究院举办的“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指出莫高窟第、窟南壁法华经变应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莫高窟第窟南壁壁画过去长期被认为是敦煌《法华经变》的代表作，并在社会上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日本学者的新观点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年，郑炳林与沙武田在《敦煌石窟艺术概论》中已经认同了京户慈光和下野玲子将莫高窟第23窟主室东披壁画确定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看法。同年，敦煌研究信息资料中心《信息与参考》总第6期刊登了丁淑君翻译的下野玲子《敦煌莫高窟第窟南壁经变画新解》一文。年，台湾学者赖鹏举发表《盛唐以后莫高窟引入中印密教及唯识系经变思想关系研究》一文，他根据下野玲子的研究，将盛唐敦煌莫高窟第、、23、31窟出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放在中印密法进入敦煌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年，郭俊叶告诉笔者，她在对敦煌壁画尤其是第、、23、31窟的器具进行研究时，按照“山”“幢”“楼”等临近关键词的方式检索《大正藏》电子版，只检索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的记载。这几个过去公认是《法华经变》的壁画中同时出现了将陀罗尼安置在高幢上、高山上、楼上三个画面，而且都没有火宅及三车等《法华经变》常见的标志性图像，因此她认为这几个壁画很可能不是《法华经变》而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笔者告诉她这个发现已有日本学者正式发表了文章，虽然郭俊叶失去了首先发表的机会，但她也并非完全没有收获，对于这几个洞窟壁画中安置在高幢上、高山上、楼上的矩形面曲柄器具，她肯定了其是放置陀罗尼等佛经的器具，从而根据传世文献和敦煌卷子考证其名称为“经架”，进而又确定了莫高窟第窟前室顶部南侧的残损经变也应该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郭俊叶据此撰成《敦煌壁画中的经架——兼议莫高窟第窟前室室顶南侧壁画题材》一文。此外，郭俊叶还将她关于经架及第窟的研究成果在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论坛上做了交流讨论。敦煌研究院的一些研究者可能参与听会，或听说了这一新成果，因此也开始直接使用经架这个名称。部分学者可能尚不知道郭俊叶的研究成果，所以才会有中法学者于年8月敦煌国际学术会议期间，称调查洞窟时新发现莫高窟第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说法。另据殷光明《莫高窟第窟东壁北侧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辨析》一文提到，年美国弗吉利亚州大学举办“文化交流：中古早期中国与邻邦文化”（CulturalCrossings:ChinaandBeyondintheMedivalPeriod）国际研讨会，会上美国学者史瀚文（NeilSchmid）发表《无论是谁写了陀罗尼——陀罗尼经架在中东亚的仪式使用》一文，提出莫高窟经变中的经架只出现在《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是判定《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特定标志。这当然过于绝对，经架作为一种器具，可以出现在读诵佛经或者安置供养佛经的多种场合，也就是可以出现在敦煌壁画多种经变之中，殷光明文中就提到莫高窟第窟主室东壁门北《父母恩重经变》中出现了位于楼上的经架，上述郭俊叶文中也提到莫高窟第、窟《金刚经变》中绘有经架，据笔者所知即使是莫高窟第窟主室窟顶南披《法华经变》的高僧在高座上讲经的小画面中也绘有经架。但是，如果一铺经变中同时出现了将经架分别安置在高幢、高山和楼阁上的画面，这些情节只见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那么该经变就极可能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再证以该经变的其他画面，则结论基本不会大谬。年，王惠民在论述最近几年发现的若干重要经变时，提到了从法华经变中辨识出4铺唐前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第23窟窟顶东披、第31窟窟顶东披、第窟南壁、第窟南壁），表明了他所持的赞同态度。年，刘源译、刘永增审校的下野玲子《敦煌莫高窟第二一七窟南壁経変の新解釈》再译本发表。同期还发表了施萍婷、范泉《关于莫高窟第窟南壁壁画的思考》一文，作为对下野玲子新观点以及赞同其观点的敦煌研究院部分学者的回应，施萍婷追述了壁画被定名为《法华经变》的历史，对下野在考证过程中无法圆满解释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最后认为该铺壁画既不是法华经变，也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壁画的主题仍需进一步探讨。年6月14－15日，法国东亚文明研究所、远东学院举办“法中敦煌学讨论会”，郭丽英做了题为《莫高窟几幅壁画的不同解读：法华经变？尊胜经变？或其他？》的报告，她指出下野的观点甚为国外学界接受。关于施萍婷提出的以佛陀波利故事即经序加入经变不符合敦煌经变画的惯例，郭丽英指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出世后，其经序和经文本身几乎是分不开的，第23、、窟的相关壁画中有与第55、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非常类似的画面，“特别是同时表示于幢上、高楼、高山安置抄写陀罗尼木板，这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特点之一，而不是只有经架的问题”。她同时认为，施萍婷关于第窟经变画可能依据另一种尚未找到的经典的推测是很有意思的提议，并提到第31窟东披有二妇人仰手向上，其中一人手拿一似“木偶”物，此景在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似未有记载，但在第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有此画面，并有榜题“女人怀孕受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怀疑此文与佛顶尊胜陀罗尼仪轨实行有关。年底，张元林发表《也谈莫高窟第窟南壁壁画的定名——兼论与唐前期敦煌法华图像相关的两个问题》，对第窟南壁壁画定名历史进行了回顾，认同下野玲子的新定名，对如何认识唐前期敦煌《法华经变》的表现重点和多品目《法华经变》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也进行了再思考。有关题材识别与定名问题，王惠民在其之后出版的《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与《敦煌佛教图像研究》中都有论及，认为敦煌现存《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共有8幅，即盛唐4铺（莫高窟第23、31、、窟），晚唐1铺（莫高窟第窟），五代晚期至宋初3铺（莫高窟第55、、窟），也就是说除了此前学者们已经做过研究的7铺以外，他认为莫高窟第窟应该还有一铺，但可惜并未对这铺经变作具体介绍，因而也未能引起学术界对该图像的足够重视和讨论。年，郭俊叶又撰文认为莫高窟第31、、55等窟壁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所出现的婴偶图应为七夕乞子图，妇女手中的婴偶为摩睺罗。年，郭俊叶发表《莫高窟第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的看相图及相关问题》，认为第窟南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左下方一系列小画面中有三个画面是关于祈子祈福、生子及看相的内容。此外，她不同意下野玲子将画面中的西域式建筑认定为婆罗门的家，而是以请婆罗门占相一事来表现豪贵最胜之家。她认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看相图中，不管是画中的人物还是服饰，都表现出粟特人的特征，而第窟首次出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可能是往来于丝路上的商贾粟特人从中原携带而来的粉本。除此之外，郭俊叶在其博士论文《敦煌莫高窟第窟研究》中，对该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榜题进行了校录并附录榜题位置示意图。张景峰的博士论文《敦煌阴氏与莫高窟研究》，对第窟南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画面内容进行了考释，并认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进入敦煌石窟中有两点原因，一是武周时期流行密教经典，二是能够消灾灭罪。该经派生出的五台山文殊信仰影响了五代时期第窟的新样文殊变和文殊堂第61窟中心佛坛上的塑像和西壁的五台山图。高秀军在其博士论文中对莫高窟第55窟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也做了进一步研究。张亮通过与经文及敦煌相关图像的对比，认为四川大邑药师岩K7－2左侧的经变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其年代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赖天兵认为浙江海宁安国寺唐会昌四年（）经幢所镌主体造像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文与经文的变相，又认为浙江杭州灵隐寺吴越国两经幢短柱所镌主体造像的依据也是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可视作最为简化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正是因为近年来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成为国内外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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