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永
北宋时期，眉山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都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父亲苏洵不但是文章大手笔，而且是位大收藏家。苏洵酷爱书画鉴赏、收藏，见到好的书画就爱不释手，心驰神往，有时甚至达到日思夜想、茶饭不思的痴迷程度。苏东坡在《四菩萨阁记》中记叙道：“始吾先君（苏洵）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尝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故虽为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书画收藏是苏洵的最爱，他的朋友、弟子门人都爱给他赠送书画，日积月累，苏洵的书画藏品非常丰富，堪与官家王侯比美。受父亲影响，苏东坡也非常爱好收藏，藏品也非常丰富。我们就来看看苏东坡到底收藏了哪些宝贝吧。
一、琳琅满目的文房四宝
苏东坡人生中得到的第一件宝贝是一块奇石。苏东坡十二岁的时候，和小朋友们在家乡眉山纱縠行住宅的空地上玩耍。他们一起玩凿地的游戏，苏东坡无意间挖到一块奇石，颜色浅碧，表面有细细的银星，抚摸如同鱼的皮肤一样温润晶莹，轻轻敲击还能发出铿然悦耳的声音。更为奇妙的是，这奇石是一件天然的砚台，试着用来磨墨，发墨很好，却没有盛水的地方。
苏东坡拿给父亲看，父亲说这是“天砚”，有砚的品格而未呈现砚的外形。苏洵满心欢喜，将此砚赐给苏东坡，说你获得了这方天砚，是吉祥的预兆，它能保佑你文运亨通。此后苏东坡一直珍藏此砚，始终带在身边。（苏轼《天石砚铭》）
苏东坡在这篇铭文的跋语中还记录了“天砚”失而复得的传奇过程：元丰二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获罪，在湖州被捕下狱，家人流离失所，收藏的书画文物大都散失。死里逃生被贬官黄州后，寻找天砚，却不见踪影，以为丢失了。几年后，苏东坡离开黄州，舟行至安徽当涂，打开书箱，突然见到了天砚。他喜出望外，遂把天砚交付给儿子苏迨、苏过。宝物失而复得，还真是好兆头。苏东坡此后好运连连，节节高升，直至成为翰林大学士。这块天砚不禁让人想起《红楼梦》中贾宝玉挂在胸前的通灵宝玉，与生俱来，失而复得，主人公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传奇经历何其相似也。
纸笔墨砚，是古代文人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称“文房四宝”。最早把这四件文房用品合并研究、论述的人是北宋文人苏易简，他著有《文房四谱》，苏易简是宋初著名的“梓州三苏”之一，梓州盐泉（今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玉河场）人，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从苏易简编著《文房四谱》开始，纸笔墨砚，名正言顺，成为古代文人的“标配”，而且受到特别青睐。他们把弄赏玩，相互馈赠，以为雅事。“文房四宝”也成为收藏家竞相收藏的高雅物品。
砚台用于磨墨，由于材质不一，砚台种类繁多，有石砚、瓦砚、铁砚、铜砚、泥砚等等。但主要以石砚为主，又因其产地不同，石砚后来又有“四大名砚”的说法。苏东坡喜爱文房四宝，收藏的砚台很多，还时常用诗文题咏砚台，据统计，其文集中仅砚铭就达29篇之多。苏东坡视佳砚台为美德和文字吉祥的象征，他喜欢将砚台赐给子侄们，也送给朋友学生，希望带给他们好运和美好的祝愿。
苏东坡爱好收藏，和藏友间相互鉴赏、交换藏品也是常有的事。一次，苏东坡用自己的宝剑交换了好友张近收藏的一方名砚，他作诗《张近几仲有龙尾子石砚以铜剑易之》《张作诗送砚反剑，乃和其诗，卒以剑归之》，记叙了藏品交换的经过。龙尾子石砚即歙砚，因宋时歙石出于歙州龙尾山，故称。苏东坡得砚之后，喜形于色，但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执着于物的习气未改，而作《剑易张近龙尾子石砚诗跋》以反省：“仆少时好书画笔砚之类，如好声色，壮大渐知自笑，至老无复此病。昨日见张君卵石砚，辄复萌此意，卒以剑易之。既得之，亦复何益？乃知习气难除尽也。”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坡把自己的爱好收藏的习惯称之为“病”，而且直到老年这“病”才慢慢治愈。
唐代文学家韩愈曾经用拟人化的笔法，以毛笔为主人公，作《毛颖传》。苏东坡用同样的笔法，以歙砚为主人公，作了一篇妙趣横生的《万石君罗文传》。歙砚产于安徽歙县，是“四大名砚”之一，其中有个品种称“罗文”砚。文章称赞罗文（歙砚）“玉质而金声”，身价尊贵，得到皇帝宠幸。皇帝“以金作室，以蜀文锦的荐褥赐之。其后于阗进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风赐之，并赐高丽所献铜瓶为饮器”。可见古人非常重视对砚台的保养，一方简单的砚台被配以精美的装饰物，和田玉小屏风、高丽铜瓶，文玩雅致，惹人喜爱。
罗文被封为“万石君”，享尽荣华富贵，也因此遭致小人嫉恨。可惜好景不长，皇帝又爱上了“端紫”（即端砚，产自广东肇庆，肇庆古称端州），处世圆滑、善于阿谀奉承的端紫“后来者居上”，罗文被弃用，摔裂而亡。
《万石君罗文传》虽为游戏文章，却寓意深刻，饱含人在官场遭遇辛酸的无奈，对世态炎凉、官场腐败予以了辛辣讽刺。罗文的遭遇实为苏东坡的自身写照。苏东坡妙笔生花，引人入胜，创作出一篇难得的佳作。他以砚台自比，由此也可见他对砚台的喜爱。
二、嗜书如命，坐拥书城
“文房四宝”是古代文人必备的文房用品，但他们更为珍视的还是书籍。“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这样的环境是他们理想中的家园。苏洵也是位大藏书家。苏辙在《藏书室记》中记载：“先君平居不治生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先君之遗言今犹在耳。”苏洵藏书丰富，为苏轼、苏辙兄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兄弟俩勤奋学习、博览群书，终成有用之材。而且都养成了爱书、藏书的良好习惯，诗书家风，代代相传。可以说，书籍、文字就是古代中国文人的灵魂生命。
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记录了朋友李公择在庐山白石庵僧舍建立藏书室的事迹。他说：“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真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书最高。
在东坡眼中，世间万物还真没有什么比书籍更可亲、更可爱的。李常（字公铎）与其弟李布年轻时在庐山求学苦读，藏书达九千余卷。他离开庐山后把自己的藏书全部捐献给白石庵，建立为“李氏山房”图书馆，这也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私人开设的公共图书馆。苏东坡赞扬了李公择的“仁者之心”，还呼吁大家爱书、读书、用书，不辜负捐书人的良苦用心。收藏书籍无意间竟然藏出个“中国第一”，这大概是李公择没想到的吧。
藏书的目的关键在于运用，不然就是废纸一堆。苏洵“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苏东坡同样坐拥书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到老了都还在坚持每天功课，手抄笔录。一次他对朋友说：自己抄《汉书》已有三遍了，一边抄写还一边背颂。一部《汉书》将近75万字，抄写三遍，倒背如流，这功夫是何等了得啊！苏洵、苏东坡的读书方法可谓一脉相承。书籍是知识的海洋，苏东坡、苏辙兄弟从小就畅游其间，见多识广，聪颖异常。
苏洵亲手校正藏书中的错误，批注自己的读书心得。他还将书中文章的写作技巧悉心传授给苏东坡、苏辙兄弟，让他们模仿韩愈、欧阳修等文章大家的文笔练习写作。
据苏东坡的朋友赵令畤（初字景贶，苏轼为之改字德麟）《侯鲭录》云：东坡年十岁见老苏诵欧公《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绯衣金带及马表》，老苏令坡拟之，其间有“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句。老苏喜曰：“此子他日当自用之。”苏东坡十来岁就能引经据典，写出文辞华丽的对句，苏洵对苏东坡赞赏不也，心喜儿子未来必将大有作为。苏东坡后来官至翰林学士，果然象欧阳修一样受到皇帝的赏赐，在他的文集中保存的谢赐表文就达十篇，其中一篇正好用上了他小时候练习过的句子。
三、“东坡玉带”的故事
苏东坡作为朝廷重臣，深得皇帝欢心。一次，皇帝、太皇太后赏赐给苏东坡的物品有：衣服、金带、鱼袋、金镀银鞍辔马。皇帝的赏赐当然都是贵重之物，无上尊贵，作为传家之宝。“鱼袋”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只有五品以上的高官才能佩戴。“鱼袋”制度始于唐代，最初是用于装放官员出入宫庭时识别身份的鱼符，到北宋就直接在袋上用金银装饰为鱼形，成为高级官员的标志，也是等级的符号。
北宋翰林学士准予佩戴“鱼袋”是从苏东坡的亲戚、好友蒲宗孟开始的，蒲宗孟字传政，阆州新政（四川南部）人，深得宋神宗赏识，曾积极参与“王安石变法”。“金带”即饰以金银的腰带。
北宋绍圣元年（），五十八岁的苏东坡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广东惠阳）安置。为了给惠州百姓修桥筑堤，苏东坡捐献出一条皇帝赏赐的犀角腰带。资金不够，他又写信动员弟媳苏辙夫人史氏将内宫赏赐给她的黄金钱数千捐献出来。（苏轼《两桥诗并引》）
腰带是古代官员服饰的必配之物，腰带上的装饰品不同，其官阶品位也不同：一品玉，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为乌角。苏东坡曾经多次接受皇帝赏赐的腰带，民间还广为流传着一段“东坡玉带”的故事。
据南宋《东坡诗话》记载，元佑四年（）苏东坡以龙图阁大学士左朝奉郎出知杭州。路过润州（江苏镇江），便特地上金山寺去看望好友、住持佛印禅师。当时，佛印禅师正在讲经说法。他看见东坡进来，也不让座，只高声问道：“学士从哪里来？这儿可没有您坐的地方。”东坡听了，说：“既然没有坐处，何不暂借大师的四大（佛教指地、水、火、风为四大）用作禅床？”佛印见他话有玄机，便有意为难他说：“贫僧有一转语问题，学士如能答出，当从所请；若答不上，请留下腰间玉带，用作镇山之宝。”东坡自恃对佛学颇有研究，就欣然答应，并解下玉带，放在香案上面，说：“请出句罢！”佛印高声念道：“山僧四大皆空，五蕴（佛教以色、受、想、行、识为五蕴）非有，学士欲于何处坐？”东坡一时语塞，答不上来，佛印忙命小和尚：“把玉带收起，永镇山门。”又让人取来一件袈裟，回赠东坡，并当即赋诗两首。
苏东坡作诗《以玉带施元长老元以衲裙相报次韵二首》回答佛印，其一云：“此带阅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锦袍错落真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元长老即佛印，“万回”是唐代高僧，传说武则天曾赐以锦袍玉带。苏东坡明白佛印佯狂出难题，意在点化自己，脱离红尘苦海。他心中虽对这条精美的玉带恋恋不舍，但怪只怪自己觉悟不深，愿赌服输，也就权当施舍，回家好自反省了。
如今，镇江金山寺仍然珍藏着苏东坡捐赠的“东坡玉带”，它与金山图、周鼎、铜鼓被称为“金山四宝”。尤其东坡玉带，堪称国宝。金山寺建有“留玉阁”，专门用于收藏这条珍贵的玉带。这条玉带长约二尺，宽约一寸，带上缀着一块块米色的玉石，有长方形、圆形、心形，共计二十四块，精美绝伦。
九百多年来，“东坡玉带”一直保存在金山寺中，清代初年被焚毁四块。乾隆皇帝到金山寺时，见残缺，令人将玉带补齐。上面刻有乾隆五言诗一首，跋言23字:“玉带曾遭回禄（火灾），缺数版，为补足制匣，仍置镇山门以成佳话”。
苏东坡在仕途上曾经风光无限，贵为朝中大员，锦衣玉食，享尽人间奢华。苏东坡又曾经遭遇“乌台诗案”，身陷囹圄，晚年还接连贬官受罚，穷困潦倒，饱受艰苦环境和政治打击折磨。苏东坡的悲喜人生就是一幕幕传奇故事，耐人寻味。其经手的奇珍异宝就如同这条施舍给金山寺的玉带，“阅人如传舍”，象旅馆一样，人来人往，转眼间就换了主人。然而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苏东坡始终不变的是他对生活的热爱，是他不断追寻生活乐趣的赤子之心。
四、一块叫“仇池”的石头
宋代赏石、藏石成为风气，上至皇帝，下至臣民，迷石者众，玩石头玩成时髦文化，南宋人杜绾的《云林石谱》是中国第一部赏石专著，列举全国各地名石种，体现了“瘦、漏、皱、透”的古代赏石标准，是宋代观赏石大全。苏东坡亦未能免俗，收藏奇石也是他的爱好之一。苏东坡被贬官到黄州后，喜爱齐安江上的石头，他收集获得各色美石二百九十八枚，并盛之古铜盘，注入清水欣赏，后来又把她们作为贡品赠送给佛印禅师。
苏东坡写有《怪石供》、《后怪石供》两篇文章记载。“齐安江上往往得美石，与玉无辨，多红黄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爱，虽巧者以意绘画有不能及。”这些石头实为石英质地的鹅卵石，今人看来并不稀罕。东坡当时感觉怪异，并感叹“凡物之丑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间石皆若此，则今之凡石复为‘怪’矣。”借石之谓“怪”，说明物之丑好，产生于相互比照之中，少见则多怪。“山僧野人，欲供禅师，而力不能办衣服饮食卧具者，皆得以净水注石为供，盖自苏子瞻始。”石之清供，便以此为滥觞。苏东坡于普通的玩石兴趣中同样喜爱标新立异，并且善于从中找寻哲理，体会禅机。
苏东坡最为珍爱的是一块叫“仇池”的石头。宋哲宗元佑七年（），苏东坡出任扬州太守，表弟程德孺自岭南解官路过扬州，赠送给苏东坡两枚石头：一为绿色，一为白色。苏东坡为此作《双石》诗，诗题小引说：“至扬州获二石，其一绿色，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其一正白可鉴。渍以盆水，置几案间。忽忆在颖州日，梦人请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觉而诵杜子美诗曰：‘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乃作小诗，为僚友一笑。”苏东坡把绿色石头命名为“仇池”，意为仙境，理想中的桃源之地。“仇池”石被苏东坡作为案头珍宝，爱不释手，既写诗赞美，又邀请朋友赏玩。他的朋友钱穆父、蒋颖叔、王仲至等人都次韵奉和他的仇池石诗，一时传为佳话，引人注目。
苏东坡的好友王晋卿也慕名前来观赏“仇池”石。王晋卿，名诜，是宋英宗女婿，能诗善画，为东坡患难之交。受“乌台诗案”牵连，接连贬官。直到哲宗即位，才被召回京师。二人惺惺相惜，可谓难兄难弟。苏东坡对王晋卿夸耀仇池石为“希代之宝”，并诙谐地对王晋卿说，只许看，不许赖。哪知王晋卿对仇池石一见倾心，竟然久借不还。苏东坡只好不顾颜面，一再催要。为了一块破石头居然连朋友都可以不做了！
无奈之下，苏东坡提出要王晋卿拿他的心爱、唐代韩干名画《牧马图》与仇池石交换。王晋卿自然不愿意，最终依依不舍地归还了仇池石。这块石头被苏东坡“渍以盆水，置几案间”。这实际是扬州盆景的最初形式，有学者考证认为苏东坡的这个石头盆景是扬派盆景的开篇之作，苏东坡因此被称为扬派盆景的“祖师爷”。苏东坡的仇池石当然不是他夸耀的“希代之宝”，他本人更没有象“石痴”米芾那样的恋石癖。之所以对这仇池石情有独钟，无非是因为这仇池石寄托着他的追求理想，反映了他对于尔虞我诈的政治生活的厌倦，和对于清静、自由生活的向往。相对于收藏物品的欲念，苏东坡更注重的是自己道德品质的修养。针对自己执着于物的念头他随时都在向自己发出警戒，一定要秉承《尚书》中“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的古训。
别看苏东坡为了一块石头和好友王晋卿争得不亦乐乎，他在为王晋卿写的《宝绘堂记》中却又变得一本正经起来，开篇就发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高论，他认为“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总之，君子不能因物伤神，更不能玩物丧志。
王晋卿酷爱书画收藏，又在私宅建了宝绘堂，专门用来储藏书画。苏东坡写这篇文章意在告诫好友，希望他从书画收藏中得到真正的快乐，陶冶情操，修养品德，而远离祸害。字里行间，苦口婆心，关怀备至，真情洋溢，所谓诤友难得，知音难求，苏东坡还真是一位坦坦荡荡、爱人如己的好朋友。
五、苏东坡的书画之好
苏东坡本人是书画大家，又是“湖州画派”的开创者，在中国古代书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苏东坡的朋友文同、李公麟等人都是著名的大画家，苏东坡收藏书画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苏东坡自幼受父亲苏洵影响，痴迷书画。苏东坡在《杂记子由幼达》一文中曾说：“方先君与吾笃好书画，每有所获，真以为乐。惟子由观之，漠然不甚经意。”苏辙对书画“漠然不甚经意”，并非代表他不懂书画，他对书画的鉴赏能力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父兄，他创作了许多书画评论诗文，都切中要害，别开生面。苏辙无非是对书画背后代表的财富不经意而也，收藏书画是雅趣，但由此而生贪财恋物之心，是苏辙这样的君子所不齿的。为此苏东坡对苏辙赞赏有加，佩服弟弟的豁达洒脱、先见之明。
苏东坡在凤翔为官时，曾经花十万巨资买得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画的四板菩萨画，并孝敬给父亲苏洵。于是，吴道子画的菩萨画就成为苏洵最为喜爱珍视的宝贝之一。苏洵去世后，苏轼、苏辙兄弟对父亲的藏品并未出卖以谋利，他们将父亲收藏的书画捐赠施舍给寺庙。寺庙主持惟简表示要以自己的生命来守护这些珍贵的画作，他说：“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斫，吾画不可夺！”。苏东坡还出资帮助惟简修建阁楼，“以钱百万度为大阁以藏之”，并画苏洵像于阁中，相当于在寺庙中为苏洵建立了一个纪念馆。（苏轼《四菩萨阁记》）
苏东坡的亲戚石幼安隐居在京城，朝廷让他当官，他也不去。石幼安是石昌言之子，他整天读书作诗，酷爱书画、古董收藏。苏东坡在《石氏画苑记》中说：“幼安与文与可游，如兄弟，故得画为多”。“今幼安好画，乃其一病”。他认为石幼安酷爱书画收藏也是得了“病”。
《石氏画苑记》是苏东坡在被贬官黄州期间写作的，当时苏东坡对书画古物收藏引起的痴迷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书画收藏容易让人得“病”，即玩物丧志的意思。苏东坡随时警惕着自身因为收藏书画带来的毛病，同时也不忘告诫朋友注意防范这种毛病。现在看来，苏东坡的担忧，并非多余。智者的确比一般人考虑得更为深远，断送北宋国运的昏君宋徽宗赵佶就特别喜爱书画收藏。宋徽宗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的收藏发烧友，玩物丧志，竟至亡国。
徽宗酷爱书画艺术，他还亲自创作了大量书画，其书法“瘦金体”，瘦劲妩媚，一笔一划如片片竹叶临风飘舞，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徽宗对长于书画的人宠爱有加，大奸臣蔡京就是因为一手漂亮的法书而被徽宗委以宰相重任。从这点看，书画之好似乎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名画《听琴图》传为徽宗亲作，画面上方有蔡京所题的七言绝句一首：“吟徵调商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右上角有徽宗所书瘦金体“听琴图”三字，这幅画被誉为“神笔之妙、无以复加”的上乘之作，也可见他们君臣二人的珠联璧合。书画爱好可谓风雅至极，随之而来的却是昏君误国，奸臣当道，而一旦金人的铁骑踏破大宋的疆土，那堆满内宫的书画珍宝顿时灰飞烟灭，中华民族更是因此遭受了无尽的灾难。悲哉！大宋的书画“病”也未免病得太严重了。
六、价值连城的沉香山子
嘉祐三年（）苏东坡父亲苏洵在庭院里收藏了一件三峰木假山，并写有《木假山记》，文章借木假山的形成来历，昭示怀才不遇的人生境况，感叹木假山象一位情操高尚的君子，体现出宠辱不惊的可敬情怀。“然予之爱之，则非徒爱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爱之，而有所敬焉。”苏洵是“寓意于物”的先行者，他将木假山置于厅前，时时警醒自己。木假山其实就是今天的根雕作品，可见变废为宝的关键还是在于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古今一理也。
苏东坡晚年被贬官于条件艰苦的海南岛，他钟情于当地特产沉香木假山。在其弟苏辙的六十岁生日之际，苏东坡赠送给苏辙一件沉香山子，并作《沉香山子赋》。“矧儋崖之异产，实超然而不群。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而龙筋。惟膏液之内足，故把握而兼斤。”文章赞美沉香山子质地像金子一样坚硬，像美玉一样油润，“幸置此于几席，养幽芳于帨帉。无一往之发烈，有无穷之氤氲。”苏东坡希望这份薄礼能带给弟弟芬芳、喜悦，从而追随沉香“超然而不群”的高尚品德。
苏辙收到沉香山子后，感慨万千，回赠一篇《和子瞻沉香山子赋并序》。苏辙对苏东坡赠送沉香贺礼的寓意心领神会，表示“奉持香山，稽首仙释。永与东坡，俱证道术。”，要时时面对沉香山子，参悟人生之道，和苏东坡一起探寻玄理，共同进步。普普通通的木质收藏品被“三苏”父子收藏把玩，他们妙笔生花，感悟出人生哲理，可以说他们把收藏玩出了新境界，新高度，也留下了千古佳话。
当时的海南沉香不一定很值钱，如果放在今天，这么大的一尊沉香山子可真的是贵比黄金、价值连城了。
七、苏东坡提倡收藏“寓意于物”，令人警醒。
收藏的目的是什么？苏东坡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收藏应该从“留意于物”中超脱出来，只可“寓意于物”，通过收藏，陶冶情操，涵养品德。“匪以玩物，维以观德”，这样才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苏东坡在《赤壁赋》中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他对追求物质享受的超然态度来源于他对生活的感悟，来源于遭遇人生重大挫折后的反思。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不贪恋，不迷惑，这种品德更是得益于母亲程氏从小就对苏东坡的言传身教，《东坡志林》有“先夫人不许发藏”一篇，记叙东坡母亲程氏夫人不肯挖掘地下财物，靠自己努力发家致富的故事。再加之苏东坡最初踏入仕途时，身边有贤妻王弗的辅助督促，他才更加坚定了不贪财物、洁身自好的信念。
收藏界有所谓“乱世黄金，盛世收藏”的说法，在北宋表面的繁华下，从事收藏的人数不胜数。前面提及苏东坡的亲戚、好友蒲宗孟也成为其中一员。蒲宗孟，字传正，进士出身，官至翰林学士，其妹嫁苏东坡伯父苏涣之子苏不欺。在苏东坡眼中，这位蒲学士大人痴迷书画的毛病可是病得不轻。
蒲宗孟晚年临近退休，为收藏着迷，四处搜求书画奇物，甚至不惜典当家产，借贷度日，家里营生一概不管不顾。这痴迷的毛病连侄儿苏千乘都看不下去了，他恳求叔父苏东坡出面劝一劝这位执迷不悟的舅舅蒲宗孟。苏东坡接连去信劝说蒲宗孟，“退居之后，决不能食淡衣粗，杜门绝客，”要早做打算，安排好家事。“不可但言我有好儿子，不消与营产业也。”更不能花光用光，不为子孙考虑。“书画奇物，老弟近年视之，不啻如粪土也。”（苏轼《与蒲传正》）苏东坡劝告老友不要痴迷于书画收藏，那些东西如同粪土，因为他们可以蒙蔽人的真心，让人魂不守舍，误入歧途。蒲宗孟到底有没有被苏东坡劝说清醒，回心转意，已经不得而知。但苏东坡的良苦用心却是明明白白，为了完成侄儿的嘱托，他可算是费尽了口舌心思。
实际上苏东坡对蒲宗孟收藏的书画还是赞赏有加的。《文与可枯木赞》就是苏东坡为蒲宗孟珍藏的文同画作而题写的：“怪木在廷，枯柯北走。穷猿投壁，惊雀入牖。居者蒲氏，画者文叟，赞者苏子，观者如流。”。这幅画实在太精美逼真了，连被追逼的猿猴都想要去攀援；受惊的雀鸟也冲进窗户，要上去栖息。慕名前来观赏的亲朋好友更是络绎不绝。苏东坡的题赞锦上添花，蒲宗孟顿时感觉面上有光，这也就难怪后来他会为收藏书画而痴迷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蒲宗孟善于读书，学问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对艺术品的欣赏同样具有独到的眼光。
苏东坡说自己视书画奇物为粪土，无非是劝告老友保持清醒头脑。正如老话所说“色不迷人人自迷”，面对如此精美绝伦的书画，谁又能把持得住不为之倾倒呢？蒲宗孟经常告诫子弟：“寒可无衣，饥可无食，书不可一日无。”。他还在家乡修了一座“清风楼”专门收藏书画，供后人欣赏诵读。蒲氏宗风，清白高雅，诗书传家，人才辈出，可见蒲宗孟倡导的良好家风、家训意义深刻，源远流长。我想正是蒲宗孟的书画收藏涵养了蒲氏后代的品行，让他们从中接受良好的教育，看来蒲宗孟的书画收藏带来更多的是正能量。
其实“玩物丧志”的说法，因人而异。收藏品何罪之有？苏东坡提倡“寓意于物”，把收藏爱好提高到新的高度。苏东坡的收藏爱好伴随其一生，也是其热爱生活，善于发现美，不断探寻学问知识的精神体现。苏东坡知识渊博，很大程度得益于收藏爱好。
从收藏的角度看，苏东坡是收藏界的超级发烧友。苏东坡收藏范围之广，收藏项目之精，就是与一些大收藏家相比也毫不逊色。苏东坡对收藏品的鉴赏评论也影响深远，他本人的书画、用品更是收藏家竞相追逐的宝贝。
然而苏东坡总是有意无意地淡化自己的收藏家形象，甚至表示对收藏的厌倦、鄙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这首《题西林壁》也完全符合他作为收藏家的心境，不留意于物，保持清醒的超然态度。
如今苏东坡留存于世间的收藏品可谓凤毛麟角，他的众多书画珍品也被藏家精心收藏，束之高阁，难得一见。然而苏东坡留下的优美诗篇、道德文章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这也许是苏东坡作为收藏家带给我们耐人寻味的深刻启示吧。
刘永，四川绵阳人，现为公务员，爱好文史写作，有《文同评传》等书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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