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赵世瑜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2月即出，页，.00元洞庭东山位于东太湖，它与洞庭西山一起，是傅衣凌先生《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中所写洞庭商人的故里。这里为世人所知，更多是因为它是白沙枇杷和碧螺春茶的原产地。来到东山，只需要稍稍走几天，就会发现这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判然有别的社会-文化空间。第一个是位于中心的山地及山麓，东南一侧被称为前山，西北一侧被称为后山；第二个是街上，即以东街、中街和西街为中心向附近延伸的商业区；第三个是日渐扩展的湖边低地。读了一点这里的材料之后，就很容易知道这三者构成的空间格局也是个历时性层累的结果。
任何地方的“日常”似乎总是千篇一律、循环往复的，不如“狂欢”那样吸引人们的眼球。每年正月从初一开始，无论是镇上、山上，还是湖边，东山每个猛将庙里的猛将菩萨都要出来巡游半日。每个村子猛将出巡的日子不同，一般延续到正月十三，传说这天是刘猛将的生日，因此“抬猛将”仪式到此日结束。据说只有西街上的诸公井大猛将是不抬出来巡游的，传说猛将刚刚有了塑像之后，抬到诸公井这个地方就再也抬不动了，人们只好在井上建庙，就地祭拜，并尊其为前山七位大猛将中的老大。
除了前山的七位大猛将，当地人说，后山也有七位大猛将。其实东山各个自然村大多有猛将堂，猛将数量远超十四位，我想，这与聚落的增长有直接关系，现在这种共时性的空间分布，背后有着时间上的历史过程。比如街上和前山各村的猛将大多称为“刘府中天王”，后山各村的猛将多称“刘府上天王”，也有少数称为“吉祥王”的，而村里比较小的猛将堂也有称为“刘公堂”的。当地人已经解释不清这种称呼上的区别，甚至很多人根本没注意到有这种分别。一方面，这种写在庙宇匾额上的不同称谓应该不是人们的随意之举，而是一种历史传统的因袭；另一方面，普通人对这些称谓的分别并不在意，本身也是一种事实，他们在意的是另外的东西。
东山不大，我三年中来东山五次，跑了几十个自然村的猛将堂。疫情中的年6月我也来过，虽然因为防范聚集性活动的风险，宗教场所都锁了门，但还是设法看了几个猛将堂和两个渔民的庙。一个突出的印象是，猛将堂都是重新修建的，大多数猛将堂里没有旧的碑刻，不多的碑刻中只有个别的内容提到猛将堂。像沙岭猛将堂墙壁上的碑刻，有明显的挖凿痕迹，特别是该出现神祇名字的地方，那两个字就被故意破坏了。这说明研究这里的社会史，不能过于指望民间文献，除了大家熟悉的那些传世文献外，需要更多借重人类学的方法。所以，以前朋友们戏称我们的研究是“进村找庙，进庙读碑”，有时候只是说对了一半。没有碑读，我们也还是要做下去的，做下去的方法，在于能否找到一条通幽的曲径。
除了正月的“抬猛将”，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到七月初东山还有一次“抬猛将”活动。虽然不像正月里，几乎每个村都会“抬猛将”，但这一次的特殊性，在于各村的猛将要到龙头山葑山寺去“看外婆”。因为葑山寺地处双湾村，那里有金湾和槎湾两个自然村，当地人说金湾是猛将的外婆家。我在年7月来东山看这次猛将回外婆家的仪式，主要是因为这是一年中唯一一次有从水路坐船抬猛将的活动，有助于证实我关于刘猛将曾是太湖上岸水上人的神的假设。
年7月葑山寺荷花节农历六月二十三夜里两点半，我们来到高田村的前门头（自然村）。高田，历史上叫茭田，吴语中高与茭是同音的，也许是觉得高田比较吉利，但却把这里曾经是遍布水生植物的濒水地区的历史遮蔽了。一开始，只有几个妇女在庙里做准备，到三点半前后，有老年男性打锣通知全村人，四点多开始抬神上船，之前没有道士做仪式。开船后沿港向南行，一路两岸居民摆贡桌、放炮、拜拜。行至某处捐钱多的人家，神船在河中转三圈，其他仪仗船在后面等着。然后回头拐向另一条港。五点前后到达葑山寺下的码头，同样转三圈，神像留在船上，仪仗队伍下船到广场上举行敬香仪式，由各村香头代表，其余在广场上舞龙或跳秧歌等。六点过，众人先后离去。虽然现在各村的人有分别从水上来和陆上来的，但我猜最早多是从水上来的，因为民国以来圩上的聚落日益密集，街巷太窄，已无法让神轿通过到达码头，所以只有庙在水边的村神像是坐船走的了。从刘猛将的来历，可以看出“文字下乡”的威力。在上湾猛将堂墙上有个文字说明，是年村民重修猛将堂后书写的《刘猛将史记》，说元朝将领刘承忠率部驱蝗，后人为纪念他，便塑了神像，称为“刘猛将”。文中说清雍正年间将其列入正祀，同治年间封为“上天王”。其中又记，在上杨湾猛将堂中有宋代敕文，似乎暗示着刘猛将有着宋代的渊源。这个从清代中叶开始的关于刘猛将的正统说法，以及民间看似混乱而矛盾的历史记忆，恰恰给我们留下了可能揭开这个江南历史谜题的线索。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以驱蝗神的身份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刘猛将，只不过是刘猛将的“近代史”。
当然，刘猛将并非东山所独有。比如今天和东山同属苏州吴中区的胥口镇，是苏州通往东山和西山的必经之地，这里的城市化程度比洞庭两山要高得多，但蒋家村、堰头村等许多村落还是会在正月十三“抬猛将”。有意思的是，现在堰头还有个乡约，其目的是“集富济贫”，实际上就是集资、合股的组织，据说来源于刘猛将曾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大家，却把大家交给他的田租分给贫苦人家的传说。直观地看，这个故事反映的是江南地区的地权和租佃关系问题，但也可能是我后面要讲到的“合伙制社会”的遗存。所以，一个相同的神灵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情境下总能给人们提供资源，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不同角色的故事看出历史的演变。这些村落所在的位置，正是东山、穹窿山和上方山三者构成的倒三角形的中心，熟悉明清江南历史的人看到后面这两个地名，一定会产生有趣的联想。
在更北面的光福、木渎，乃至东渚、阳山等地，近年来也恢复了“抬猛将”的习俗，而浒墅关的“闹猛将”则是采取水上竞渡的形式，一路向南面的虎丘进发。这种水上的猛将祭祀活动，现存规模最大的是浙江嘉兴王江泾镇莲泗荡的网船会。这一活动在江南民间享有盛名，以至于晚清时的《点石斋画报》中都有图文记录，据说盛时可有上千只渔船结社进香。由于在吴江的庙港（与东山一衣带水，密迩相邻）有一条水路向东直通汾湖和淀山湖，沿此水路亦有多条水路南下，太湖渔民会聚于莲泗荡也不足为奇。文献中的较早记录如“宋刘猛将庙，在马陆村。元至正十一年里人陆纯杰建，祀宋将刘锐，即锜弟也”；再如“（青浦）猛将庙在任墓西北”。马陆村即今上海嘉定区马陆镇，就在吴淞江畔；青浦即今上海青浦区，从太湖沿太浦河可直达。《水经注》引东晋虞阐的《扬都赋》说：“今太湖东注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与松江而三也。”我在想，刘猛将的仪式活动是不是以太湖东岸为中心，沿着水网密布的地区，又借着两宋到明清时期的水利工程（塘浦圩田），一直向上海附近扩展，形成一个横卧着的降落伞形分布呢？至少从清代开始，太湖渔民就有“进香朝会”的仪式活动。清初武山（在今东山东北部）人吴庄曾在一段竹枝词中提到“湖神有南朝圣众、北朝圣众之分”，不知在当时只是分为“南朝”和“北朝”两个朝会活动，还是已经有了“四朝”，但传至今天，则是“南北四朝”的传统。
太湖-长江三角洲“抬猛将”分布范围示意，图片来源：苏娴据百度地图改绘。有学者调查吴江渔民的“南北四朝”是“南朝嘉兴莲泗荡刘猛将，北朝苏州上方山太母，东朝青浦金泽镇杨老爷，西朝湖州石淙三太君”。在有的学者田野调查所拍摄的照片中，也能看到有渔民的进香旗帜上写着“南北四朝进香，太湖长生社”的字样。在调查中我了解到，太湖地区不同地方的人对于“四朝”是哪“四朝”，有不同说法。但无论如何，我不仅意识到这是东太湖地区渔民意识中水上世界的空间标识，类似于国家礼制中象征疆域的五岳、四海，其也可以让我从东太湖水上人的这些神圣空间标识，回溯整个江南千年以来的水上人上岸史。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这样的假设：第一，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明清以来的江南社会是否存在某种同质化的想象？第二，以往江南研究中沿着“资本主义萌芽”和“现代化”路径进行的市镇史研究，是不是理解江南社会的唯一路径？现在我想提出第三个假设，以往对江南水利与农业开发的大量研究以及相关文献记录，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受到王朝国家财政需求的影响，从而导致了研究上的某种偏重？基于我在本书中的描述，我发现刘猛将的信仰活动主要分布于太湖平原中部和南部，即从湖州、东山、吴县、吴江一直向东，直到青浦、松江；而在太湖平原北部沿江，即嘉定、太仓这一线，这些活动逐渐稀少。这又启发我想到第四个假设，历史上以冈身为界，大体上将太湖东部平原分为高乡和低乡，以此作为认识江南的区域性开发过程的核心概念，而刘猛将信仰的分布大体上与高乡/低乡的分异相合，在低乡的东北部情况也有所不同，说明刘猛将的确是湖区水乡人群的神。如果这些假设可以成立，我们便可以从东山的猛将堂出发，梳理出一条新的叙述江南史的脉络。
太湖平原高乡/低乡分布，图片来源：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农业出版社，，85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在江南地区跑过几次，印象中，洞庭东、西山虽地处太湖流域的腹心，但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江南的代表。明清时期所谓的江南水乡，到今天已经基本上不见踪影——我的意思是说，虽然小桥流水的景致还在，但感觉已没有了与水有关的生活，但在东、西山两个岛上，特别是在东山，还保留着水乡生活的痕迹。这里没有太多稻作农业，因此也很少有宋至清水利事业的痕迹。其实，“水乡”这两个字本来有狭义的界定。乾隆《太湖备考》中记载：“二十八都在东山，统图十五。”后面加了一个小注：“本朝均出空图一里，并入水乡。”同样，“二十九都在东山，统图十五”，后注：“本朝均出空图二里，并入水乡。”这是说在明代划定都图征税之后，实际上有些地区沉浮不时，无法稳定课税，后来逐渐成为没有花户的“空图”，所以在清前期实施均田均税法后，政府将这些地方划入“水乡”，就是以水面为主的地区。
看着这里的社会发展轨迹，我猜想，苏松嘉湖杭的乡村，从南朝以来，特别是从南宋到清的时期，分地区分时段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吧？我注意到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这样几句话：
苏州至昆山县，凡六十里，皆浅水无路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但苏州皆泽国，无处求土。
以沈括的性格和做事的风格，我相信这个表述并不是过分夸张的，即在北宋的苏州，水面和沼泽低地的面积是很大的。因此在江南，无论是高乡沿海、沿江地区，还是低乡沿湖、沿河地区，应该都经历了一个水上社会向岸上社会的逐渐转变。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描绘近代以来东、西山人的现实世界，折射出一个宋明时期的江南社会呢？这可不可以说是历史人类学方法的应有之义？
当然，仅仅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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