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哪里好 http://www.jk100f.com/baidianfengzixun/yufangbaojian/m/36669.html年5月11日晚，“厦门大学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写作暨强基班学术训练系列讲座”第十一期在厦门大学庄汉水楼教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犍陀罗文明对中国的影响”。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英刚主讲，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博翼主持。厦门大学级历史系博士班学生、部分级历史系硕士班学生、与级历史系强基班学生参加讲座。孙英刚，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古史、佛教史、丝绸之路的研究。已出版《神文时代》《犍陀罗文明史》《隋唐五代史》等多部著作，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余篇，多次受邀在欧美、日本、中国台湾等地科研机构访学和执教。引言讲座伊始，孙英刚教授通过他在研究佛教历史时发现的以往研究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忽视了佛教进入中国之前的情况，来引入该讲的讨论地区——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地区）。孙英刚教授首先展示了一张地图，地图上红色的路线既是贸易路线，也是传教路线。但是孙英刚教授指出，这条路线是错误的，只能反映公元6世纪中叶以后的部分情况。佛教的传播不是沿着地域的传播，佛教在公元2世纪最初传教的时候实则是一次性传到中国的核心地区，接着再派僧团前往各地传教。孙英刚教授认为犍陀罗地区是佛教的飞翔之地。佛教是在恒河流域产生的，在公元前五、六世纪，释迦摩尼传教的主要活动区域是恒河流域。到公元二世纪的上半期，佛教从一个地方性的信仰膨胀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以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为中心的犍陀罗地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公元前后，佛教在犍陀罗获得了革命性的发展和再造，例如佛像出现、菩萨信仰兴起、救世主理念加入、书写佛经的文本成型、佛传和佛本生故事的增加和再造等变化。在犍陀罗形成的新佛教，是一个更加具有世界主义的思想和信仰系统，对中国和东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元6世纪前，佛教高僧经历千辛万苦，进入斯瓦特谷地，冒险翻越喀喇昆仑山道，再经数日跋涉，进入中国内陆。这条线路是当时主要交通线，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僧徒们抱着宗教牺牲的精神传播佛教。喀喇昆仑山道连通塔里木盆地和北印度，在喀喇昆仑山西侧与兴都库什山东侧相互交叉地段通过。通过这条道路，无论是去犍陀罗，还是再西行那竭，都是一条捷径。除了僧侣，使节也会出现在喀喇昆仑山道。孙英刚教授展示了北魏使臣前往中亚的米国途中留下的题记。本次讲座主要有四部分内容，以图文结合的生动形式进行叙述。一、从犍陀罗重新认识汉文佛典的权威性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孙英刚教授指出重新审视早期汉文佛典价值的重要性。孙英刚教授首先介绍了汉文佛教文献的权威性。大量细致的研究都显示早期中国佛教所接受的佛教文本原本主要是犍陀罗语，进而从根本上确认了早期佛典语言的复杂性，以及早期汉文佛经在史源上的权威性。孙英刚教授指出，最早的佛经是口耳相传的，最早的文本佛教则由犍陀罗语写成。现在大多数学者以为权威的梵文佛经，实际上是几百年以来不断梵语化，不断进行错误的逆构词、添加、插入的结果。与这些最早写于11世纪至17世纪的梵语写本相比，早期汉译佛典才是最接近原典的佛经，是研究者应高度重视的研究资料。如果认为那些梵文本（最早写于公元5世纪，大多数写于公元11世纪以后，甚至写于17世纪）是原典，甚至拿其来纠正公元2-3世纪中国的汉文佛典的话，从基本逻辑上都是错误和荒唐的。接着，孙英刚教授指出很多汉传佛教的概念，用梵文对应不了，必须用犍陀罗语及中亚语言来解释。这类的词汇非常多，甚至像“菩萨”“盂兰盆”这样大家习以为常的概念，也是来自犍陀罗语。直到五世纪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的时候(公元-年)，汉译佛经才显示出明显的梵语化。其次，孙英刚教授展示了图像方面的证据。将犍陀罗出土的佛传浮雕跟汉晋时期的早期汉文译经对照，就会发现图文非常契合。孙英刚教授举“逾城出走”这一犍陀罗浮雕图像主题为例，进而引出对贲识的叙述。印度加尔各答博物馆保存贲识，即“五道大神”，又称“般阇迦”“五道将军”，般阇迦信仰在犍陀罗非常流行，尤其在公元2世纪后半期。般阇迦在犍陀罗地区代表着死神（冥神），进入中国后变成十殿阎王之一。十殿阎王里面有九个是文官，唯独一个穿着铠甲的武将，即是五道大神非常典型的样子。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中期，五道大神成为中国三大死神之一。五道大神进入中国的民间信仰后，中国小说里经常有五道大神的出现，敦煌也有很多关于五道大神的文献记载。地藏信仰兴起之后，五道大神作为地藏菩萨的侍从出现在佛教美术中。中国很多地方还修建有五道庙，在山东潍坊还建立了一个五道大神博物馆。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保存的敦煌绢画披帽地藏图二、犍陀罗文明曾影响中土的政治与信仰世界在讲座的第二部分，孙英刚教授主要论述了犍陀罗文明对中国政治与宗教的影响。孙英刚教授指出，近年来，有关王朝正统地位或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已成为中古史界的重要话题。这一讨论是政治史研究回归其应有位置的一种尝试，既是对权力来源和委任统治权的思考，也提供了深入讨论不同政治文化传统、不同知识与宗教信仰体系与中古政治关系的机会。历史图景往往不是单线的、单一画面的、非黑即白、整齐划一的，采用不同类型的史料、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会看到历史真相的不同层面。不同历史事实叠加呈现的历史画面可能更加复杂，却更加接近真实。孙英刚教授认为，王朝的合法性不能抛开宗教来讨论，中古时期的一个重要时代特征是佛教带来了新的文化基因。佛教的传入不但重塑了中土的信仰世界，也带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在犍陀罗地区发生了全面的、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通常被学者称为大乘佛教兴起，取代小乘佛教成为主流。大乘佛教是一种带有帝国性质的意识形态，其核心理念及其核心信仰和信念从追求个人的自我救赎转变为标榜拯救一切众生。在这种背景下，“菩萨”的信仰和理念兴起。佛教对理想统治者的描述存在着“天人感应”的理念，认为转轮王是合法的、神圣的统治者。印度-希腊时代的米南德一世（MenanderⅠ，约前/-），在汉文佛典中被称为米兰陀王，他的钱币上出现了转轮的符号。学者比如那拉扬（A.K.Narain）和塔恩（WilliamWoodthorpeTarn）都认为这是他转轮王身份的标志。前者认为，钱币上的符号证明米南德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佛教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学说。孙英刚教授指出，菩萨信仰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特征。一般认为，“菩萨”的概念在公元前后出现。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再传入日本和朝鲜半岛，东亚菩萨信仰也达到顶峰，成为东亚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犍陀罗佛教中，菩萨在宗教信仰和政治宣传中地位被抬高。在犍陀罗的菩萨像中，绝大多数都是弥勒菩萨。弥勒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正因为如此，他跟佛教理想君主转轮王的关系也变得极端重要。迦腻色迦、梁武帝、隋文帝、武则天等，都在自己的政治操弄中利用弥勒信仰和转轮王的关系作为理论武器。弥勒信仰传入中国后，成为重要的指导政治社会改造运动的理论，引发了数百年的政治狂潮。弥勒信仰跟小乘佛教自力解脱的思想完全不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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