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的建立者是契丹人，原本信仰萨满教，但随着汉化的逐步加深，尤其是占据燕云十六州后，佛教的信仰在辽人中逐步勃兴，辽代的几位皇帝甚至亲自带头崇佛。从京津冀地区出土的佛教文物，充分反映出辽代佛教发展的繁盛局面。
这件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辽代的玻璃瓶，出土于独乐寺上层的塔室。玻璃在现在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但在古代中国，却非常难得。
在《阿弥陀经》、《般若经》、《法华经》等众多佛经中，琉璃都被列为七宝之一，所谓琉璃就是现在的玻璃，因为玻璃晶莹透彻的特性，与佛性之清净无尘正相对应。珍贵的玻璃器向来是供养佛最好的供样品，通常用来盛放舍利。而这件玻璃瓶据推测，是用来储藏最重要的供奉物阏伽水，也就是现今说的香水。
此瓶半透明，颈部及肩部刻有几何纹样，表面附着有黄白色氧化层。经化学分析，属于钙钠玻璃，与西亚地区的玻璃成分相似，是典型的伊斯兰玻璃制品。一件伊斯兰教的玻璃器，进入中国后，成为了佛教用品，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一同出土的水晶罐纯净非常。盖与身以子母口相合，盖顶有一孔。器身略圆，内壁光滑，精巧非常。
水晶龟伸脖向天，四肢蜷缩呈俯卧状，如果不说明的话，估计很多人都无法看出这是一个水晶盒。它的龟身就是盒体，龟甲则是盒盖，上下以子母口相套，构思精巧，质地莹洁，形象传神。
璎珞串珠为饰品，可挂在头、颈、胸或手脚等部位。《妙法莲华经》记载用『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真珠、玫瑰七宝合成众华璎珞』，具有『无量光明』。
水晶是种稀有矿物，属于宝石的一种，在矿物学上属于石英族，纯净时形成无色透明的晶体。这件辽代水晶佛塔，出土于北京市顺义区辽塔基。佛塔，亦称宝塔，原是印度梵文Stupa（窣堵波）的音译，还有称为浮屠，最早用来供奉和安置舍利、经卷和各种法物。
辽代定窑白釉童子诵经壶，出土于北京市净光舍利塔基之中，应为供奉的器具。
瓷人戴莲花瓣式冠，以翻卷的经卷为壶流，经卷中心为壶嘴，童子身体中空为壶腹，背部有鋬，整体构思非常巧妙。结合文献记载，有研究者认为应是「茶神」陆羽像。
饮茶之风与佛教盛行相关，也是辽宋两地社会的共同之处。定窑以生产白瓷为主，由于胎质坚细洁白，胎壁轻薄，北宋时期一度被选为宫廷用瓷。
这件龙泉务窑三彩菩萨像，出土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务窑遗址，造型与山西大同下华严寺的同类塑像非常近似。其胎质较坚硬，洁白细腻，釉色明亮光润，整个造型比例匀称，人物形象生动，线条流畅，是辽三彩中的珍品。
菩萨头著花蔓冠，面相圆润，大耳下垂，双目微启平视，眉间有毫，隆鼻，披帛下垂，宝缯飘曳绕臂，颈饰缨络，袒胸腹，腕戴镯，腰系一条又宽又长的帛带，下身着大裙，结跏跌坐。左小臂侧前平伸，右小臂上举，两手均于腕都残断。
菩萨衣施绿釉，宝缯施绿釉、黄釉，缨络、帛带施黄釉，肤施乳黄色釉，是典型的辽代制品。
辽三彩受唐三彩的影响而产生，多为实用器皿和用于宗教场所的供奉器物，而唐三彩多用作为随葬用的明器。所谓三彩实际上是多彩，釉色有黄、绿、褐、蓝、黑、白等，胎料是白色粘土，经两次烧制而成。
辽代绿釉『杜家』款璎珞纹净瓶，出土于北京市密云冶先塔基。净瓶是军持的俗称。军持是梵语的音译，意即『水瓶』，是印度民族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器，后来被佛教徒赋予了宗教意义，并随佛教一统传入我国。此净水瓶的特别之处在于瓶体刻『杜家』款。
我国传统的绿釉和绿彩都是以铜作着色剂，属于铜绿釉，但明代孔雀绿烧成熟以前，所有的绿釉都呈深暗青绿色，没有达到亮翠的程度。
这件錾花刻经铜函，通体鎏金，器型为长方形，盝顶形盖，上有一莲苞状钮，钮上錾单瓣仰莲纹，盖面饰钱纹、花卉纹。
函体四壁錾鱼子纹地，上饰莲花纹。函内装《方广大壮严经》铜板12块。经板为活页式，刻经文面鎏金。
这件花鸟纹提梁铜熏炉与上面的经函，都是从河北新乐市陶家庄征集来的。只见它通体鎏金，肩两侧各有一环，与弧形提梁相连接，梁顶中部有一长链，与盖面的环钮相连。
盖呈八角僧帽状，上有镂孔，沿四周模压云形灵芝纹。肩及近底部各饰花卉纹一周，腹部錾刻精细的花鸟纹。
注1：文中照片皆为作者四库全叔拍摄。
注2：文字参考展览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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