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博物院的前身为年创建的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迄今已有年的历史，承担着传承中华文明和山西历史文化的职责使命。
山西博物馆不仅仅曾经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更在于它承载着岁月，承载着一部山西华夏文明史。
博物院和博物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还是有差别的，简单来说就是博物院比博物馆大，这个大体现在藏品级别更高、数量更多，占地规模更大，就像大家都熟知的“故宫博物院”。
有些博物院的普通藏品到了博物馆就是镇馆之宝。
夏商时期，山西中西部吕梁山一线属于各部族“方国”领域。这些方国与华夏民族长期交往，深受影响，文化丰富多彩而独具地域特色。
兽面纹龙首提梁卣：高34.8厘米。年石楼县桃花者村出土。是商代晚期的盛酒器，整体呈椭圆形，龙首形提梁，饰方格纹。腹部花纹由雷纹、目纹、夔纹和蝉纹等组成倒置的兽面纹，圈足饰有一圈云雷纹。
四神染炉：西汉（公元前—公元8年）山西省朔州市平朔汉墓出土，高24厘米，染是一种调味的豉酱，又有浸、蘸等动作之意。染炉可盛装调味酱，燃炭加热以供蘸食，是汉代上层社会的高级饪食器。这古人的火锅真是很高级啊，比现代火锅精致多了。
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南北朝社会动荡佛教成为乱世之中百姓的精神寄托，与之相应佛教艺术迅速发展，成为雕塑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早期的佛教雕塑外来风格浓郁，北朝至唐中原风格日益明显，唐以后逐渐走向世俗化。体现出异域的宗教被吸收改造融入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的过程。
释迦立像：北周（-年）山西省万荣县征集，高90厘米、宽42厘米，红砂岩质，本尊为立像，馒头形矮发髻，佛发边缘呈如意状。眉目清秀，神态恬静安详。双目微合，似俯视众生。佛内着僧袛支，双系在胸前打成一节，外穿通肩大衣，衣纹呈“U”形，均为较粗的阴刻线，匠师在褶皱的处理上简洁干净而又不显粗陋。双手及双脚缺失。佛身后有头光及背光，头光为一组七个同心圆，内心套有一浮雕莲花，最外缘的圆内刻有变形莲花纹饰。舟形背光，由两条阴刻线将其分为里外两组纹饰，内纹饰为交叉格纹及竖状条纹。外纹饰为火焰纹，是佛教中佛法的象征，在北朝佛造像背光中多有应用。
释迦坐像：唐，通高93厘米，宽45厘米。年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出土。释迦牟尼结跏跌坐于八角形束腰须弥座上，内着袒右肩僧衣，外披袈裟，衣裙裹腿。脸型丰圆，闭目合唇，面带微笑，慈祥平和。右手残缺，左手作降魔触地印。台座下框部分刻铭文，“大唐景龙四年四月十五日弟子张敬节为七世先……帝及师僧父母法界众生同出……供养”等字。
贴金彩绘菩萨立像：唐，高57厘米。年太原市花塔村出土。菩萨呈“S”形微倾立于一圆形座上，上身袒露，圆润的左肩披搭帛带，下体裙裾轻薄柔滑，可惜贴金与彩绘已大部脱落。
程哲碑：东魏天平元年（年）山西省长治市袁家漏村征集，高厘米，宽67厘米，厚26厘米，青石质，造像碑呈长方形倭角，碑阳浮雕坐佛于拱形龛内。佛龛外四周阴线刻脚踏莲台的胁侍菩萨，上部为衣袂飘舞的飞天，下部为护法狮子、供养人。碑刻程哲碑文，31行，行45字，记述程氏家族的历史功绩。造像碑是北朝时期仿造石窟寺造像式样，在寺庙或佛堂祭拜用的小型供养雕刻。一般在正侧三面开龛造像，背面刻造像经过及供养人名姓等。此碑则是造像碑与墓志结合的产物，颇具时代特点。
瓷器是土与火的结晶，瓷器烧造虽然不是山西最值得炫耀的部分，但是随着北朝晚期北方青瓷趋于成熟，白瓷也烧纸成功，隋唐时期白瓷工艺迅速发展。唐代开始山西白瓷、青瓷、黑瓷的烧造技术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山西作为宋元时期北方重要的瓷器产地，其产品朴实粗犷、独具风韵。北朝和隋唐瓷器在山西各地多有出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风格。
白瓷玉壶春瓶：元（－）山西省襄汾县出土，高26.5厘米，口径6.7厘米，腹径14厘米。
粉彩窑工制瓷图：高60.3、口径22.2、腹径24厘米。嘉庆时期作品，通体彩绘。内容为景德镇御制窑厂瓷器生产流程，共有九组画面，分别为采石、淘泥、碹坯、画坯、吹釉、满窑、烧窑、彩器、烧炉的生产场面，构图丰满，所绘人物达50人之多，除4人外，大都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各种工匠。以房屋、工棚为间隔，形成不同的场景，生动描绘各色人物和生产工具。用淡雅柔和的粉彩，简练细腻的线条，真实地再现了御窑厂的生产情况。
粉彩婴戏图碗：高5.6、口径11.2、底径5厘米。底部有“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书款。胎白且薄，外壁通体绘满婴戏图，以房舍、山石、树木、小桥、流水为背景，姿态各异的儿童在其中嬉戏玩耍,热闹异常。
白釉镂空熏炉：北宋，通高11.7、口径6.1厘米。年山西省太原市金胜村出土。炉呈卵形，细短柄，喇叭形底座，边缘一周斜削。炉盖镂空，扣于子口炉身之上。细白胎，坚致。白釉闪青，光亮，无开片。山西介休窑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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