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故乡是在印度，早期因为人们对佛教的无比信仰，是没有佛造像的，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形象能够代表佛。后来为了更好的传播佛教内容、佛教故事和义理，佛教造像便于公元前一至二世纪印度北部的犍陀罗地区产生了。
自古以来，佛教与中国就有着很深的渊源，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建筑风格、绘画样式、诗文内容，梵音禅意或多或少渗入了中国人的生活。现如今我们还能听到来自于佛教的词语，如“醍醐灌顶”、“莫名其妙”、“境界”等。
(一)“庄严妙相”之缘起
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形成了两条路线，三大派系。一是以克什米尔、白沙瓦为中心，向大月氏、康居、大夏、安息和中国新疆自西向东传入中国，称之为“北传佛教”；二是以斯里兰卡为中心向东南亚的缅甸或马来半岛自南向北传入中国，称之为“南传佛教”；七到八世纪，佛教分别由印度和中国汉族地区传入中国西藏，这是第三个派系，称为藏传佛教。
这三大派系的佛教由于时空地域的不同，佛教艺术也有着不同的鲜明特色。
那么何为佛教艺术呢？佛教艺术随佛教的诞生而产生，其主要构成形式为寺院艺术和石窟艺术。
佛教石窟模仿寺院形式而建造，佛寺和石窟又都融建筑、雕塑和绘画于一体，我们常用“庄严妙相”来形容这些精致的佛造像，庄严指宏伟精妙的境界，也指佛菩萨像端庄威严，比如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摩揭陀国》所说：“见观自在菩萨妙相庄严，威光赫奕。”妙相是指佛的相貌形象精妙。
玄奘说起佛教艺术，壁画不可不谈。壁画是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用主要有两种，一是用形象的图画向佛教徒宣传、阐述佛教义理；二是以强烈的装饰效果来感染信徒。
以大名鼎鼎的莫高窟为例，其所藏壁画大多用工笔线描法打底，采用西域晕染法进行上色，由浅入深，色阶分明。画面人物面色本为肉红色，后经岁月氧化变为灰黑色，衣纹上晕染的色块也氧化成了粗壮的墨线。
在大多数情况下，壁画人物在敷彩以后，轮廓模糊不清，尚需最后用墨线精心勾勒人物五官、手足、衣饰等细部，使形象更加清晰完整。最后一次描出轮廓的线称为定型线，线描是中国绘画造型的重要技法。
佛教要想在中国更好的传播，必须接受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而佛教艺术便是两种思想文化相交融磨合的媒介。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空，中国本土的佛教艺术也会呈现不同的内容和审美。
(二)佛法东渐与石窟艺术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期有很多说法，最著名的说法是，汉明帝永平年间的梦感求法说。《四十二章经序》里提到：“昔汉孝明皇帝，夜梦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帝第二天便问群臣，这是什么神仙，能人傅毅告知皇帝，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皇帝上悟，派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几人，至大月氏国，白马驮取佛经《四十二章经》，并于洛阳建立白马寺。
白马寺至此，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佛教在中国既不是完全保持原样，也并非脱离原本文化而独立发展，而是吸收中国固有思想文化并切合实际，演变出被中国本土人士乐于接受的“中国化”的佛教。
以早期的佛造像为例，印度北部的犍陀罗地区的佛陀立像，头部一般呈阿波罗式的希腊美男子面容，深目高鼻，身着“U”字形通体大衫，背光朴素无华，而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十六国时期”铜造像之一的泾川后秦鎏金铜坐佛像，他的庙伞盖本来是印度尖顶的，传入中国后，变成了平顶的，可谓外来佛教艺术入中土后被改造的形式，但佛陀的的“U”形衣纹，束发式高肉髻，双狮佛座及圆脸鼓睛，明显受犍陀罗佛像的影响，但四足方座依然是地道的中国式样。
俗称“千佛洞”的敦煌莫高窟就藏有各种各样的佛造像形象，现存洞窟个，保存着历代彩塑多尊，壁画4.5万余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民国初重建的作为莫高窟标志的九层楼，按照石窟建筑和功用，分为中心柱窟、殿堂窟等形制。从早期石窟所保留下来的中心塔柱式这一外来形式的窟型，反映了中国古代艺术家在接受外来艺术的同时，加以消化、吸收，使它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风格。
说起佛教建筑，塔是其中最重要的存在之一，可以分为覆钵式塔、龛塔、柱塔、雁塔等。中国的塔的来源与古印度的佛教建筑窣堵坡有关，主要是用于供奉和安置佛祖及圣僧的舍利、经文和法物的一种佛教建筑，汉代时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建筑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的塔这种建筑形式。
佛教之所以在中国流传悠久，至今不灭，是因为两种文化都有高度的包容性，互相理解，求同存异，反而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三)胡风汉韵中绵延不绝的经声佛火
南北朝以后，大量的少数民族融入了汉族，有诗云：“胡风吹朔雪，千里渡龙山。”胡风就是北风的意思，它也可作为少数民族的代称。由于统治者的推崇，南北朝开始大规模修建寺庙，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时期的佛教造像和壁画题材复杂多变，又贴近生活，“一半胡风似汉家”。
受魏晋“玄理之风”影响，佛教艺术出现了“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画面，展现出一幅放逐山水，纵情自然的气象。南北朝佛造像既有飘逸愉悦的神韵，又有静寂内省的气质。
如北朝流行的一种佛教石刻造像形式，称为造像碑，在石碑上开龛造像，与同时期的石窟风格相似。出土于麦积山石窟窟10号北魏造像碑，因其内容以佛生平事迹为主，故又称为佛传碑，碑高1.36米，宽0.73.米，厚0.10米，为灰色花岗岩所刻，石质细腻，宜于雕刻。
全碑用界栏分成三层，每层又分成大小不等的小方格，每格内刻一至二个佛传事迹，其中人物造型已趋向方中略圆，变神情庄严肃穆、严肃呆板为富有个性和动态美，比例匀称，整体和谐优美。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东晋以后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出现了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等众多的翻译家。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今世，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和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
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陈寅恪《四声三问》就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
佛教的大量翻译也丰富了汉语词汇，如外来语的音译词“沙门”“菩提”“菩萨”等，还有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
宗教对于文学的影响向来是占有一定分量的，被人们称为“诗佛”的王维诗歌大多空灵，注重体现禅意，受禅宗熏陶，可谓深矣。
(四)从盛世梵音到花落人间
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便是隋唐了，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政通人和，思想开放，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佛造像艺术在继承原来艺术的基础上，向着个性化、写实化的模式发展，出现了高度理想化的艺术形式，造像艺术达到了历史的鼎盛时期，佛教艺术也相继出现了世俗化、大众化和多样化的态势。
盛唐时期，出自莫高窟第45窟西壁龛内北侧的菩萨像，曲眉丰颊，面色莹洁，身材修长，胸饰璎珞，身穿罗裙，躯体微斜呈“S”形，一幅楚楚动人的少妇形象，被称为“东方维纳斯。”
唐代菩萨如宫娃，她们的发髻比较像宫廷侍女发髻的样式，佛像庄严肃穆，体态丰腴，发髻高耸，完成具有中国化菩萨的蜕变。
唐朝的佛造像大多体态丰腴，此时的制砖工艺也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就连宫廷也流行铺莲花纹方砖，花心似凸起的圆形，四周环绕四大四小八个花瓣，这种风俗据说是来源于释迦牟尼降生时，“东南西北，各行七步，步步生莲”的说法。
宋朝是佛像世俗化的时期，模制的佛像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普通百姓也有了供奉佛像的资格了。既然要用模制，说明它的需求量大，模制佛像大多数是用善业泥制造的，又叫脱佛、脱塔等，是用泥木、金属等模具压印泥团制成的一种小型佛像或小型佛塔。
由于元代统治者的推崇，藏传佛教比较兴盛，和汉传佛教处于不相上下的地位。
藏传佛教又称藏族系佛教，或俗称喇嘛教，是指传入中国西藏的佛教分支，佛教传入西藏前，藏族信奉原始宗教“雍仲苯教”。
转经筒就是藏传佛教的法物，与八字真言和六字真言有关，藏传佛教认为，真言越多，越表示对佛的虔诚，可得脱轮回之苦。因此，人们除口诵外，把六字大明咒经卷装于经筒内，用手摇转，每转动一次就相当于念诵经文一次。
永乐款鎏金铜无量寿佛像是无量寿佛的报身像，头戴五叶冠，乌发高髻，两腿细长，阔肩细腰，比例匀称，其造型标志着内地汉化藏传佛教艺术的全面成熟。
藏传佛教在没落之际，宗喀巴大师创立了最后一个教派——格鲁派，因头戴黄帽，又称为黄教，他主张僧是僧，俗是俗，僧俗分家，整顿佛教，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也建立了寺院经济，佛教又重新辉煌起来，宗喀巴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统治者的赞赏。
通常被供奉的宗喀巴的佛像，头戴通仁冠，身披藏式袈裟，造型优美，铆焊缝隙光滑平整，衣褶线条清晰，是典型的藏式造像风格。
唐卡我们在去西藏旅游时，会看到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唐卡，唐卡是一种绘制或刺绣在布、绸或纸上的彩色卷轴画，富有藏族文化特色，题材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以珍贵的矿物宝石、植物为颜料，保证了所绘制的唐卡色泽鲜艳，经久不衰，被称为藏族的“百科全书”。
佛教艺术以不同时期的审美一直在变换着风格，魏晋佛造像大多瘦削，唐代丰腴，宋朝继承唐朝风格又有所创新，明朝中规中矩，清朝的佛造像类似卡通人物，或许到了我们当代，佛造像又会随着我们如今的审美趋向又有所变化，强大的包容性也是佛教能够生存于中国的原因，其精致的造像艺术震撼人心，深奥的佛教义理也让一众信徒苦苦追寻，或许宗教对于人的意义，就是求得内心的宁静，寻找命运的有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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