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访戴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大地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这种胶着的分分合合的战争状态，同时也客观地加速了民族的融合以及中华文化的融通。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以来，随着民族和文化融合的脚步，逐渐地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从而成为中华文化儒释道三枝并蒂的重要一脉。东晋便是佛教中国化道路上最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佛教借助于雕塑、绘画和书法等艺术的翅膀，在中国迅速被推广，特别是佛教造像艺术，随着石窟佛寺的大量建立，已经引入四面八方，迅速地传播开来。戴逵，就是与顾恺之处于同一时代的一位著名的画家和雕塑家，也是被记录在中小学课本的著名成语用“雪夜访戴”的当事人。他出生于南渡的北方士族世家，从小聪明过人，博览群书，喜好六艺。和著名的达芬奇画蛋的故事一样，戴逵在十来岁的时候，也在鸡蛋中发现了奇妙和乐趣，不仅为戴逵日后痴迷于艺术，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极大地调动了他的创作热情。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年少的戴逵偶尔不慎打破了一只鸡蛋，他便顺手用绢布抹去，等到第二天，他发现那块儿绢布宣布已经硬成一团。他觉得很是奇妙，受此鼓舞鼓舞，他立刻找来破损的白瓦研磨成粉，然后把鸡蛋打进去，并用反复揉搓的方法做成了一通碑刻，这就是著名的郑玄碑，他还亲自写了碑文，用刀把碑文刻上去。当时，凡是看见这个碑的人，每个人都赞叹不已，认为小小少年做成的这个玩意儿，“词美书精，器度巧绝”，一时间在人们口中传为美谈。艺术，就这样在游戏中产生，并在追风少年的内心快速滋长起来。出身士族的父亲更是看到了他身上的才华，对儿子也是刻意栽培，便经常带着年少的他溯江而上，游山玩水，饱览江南美景。在江上的时候，戴逵常常站立在船头，披阅江山，痴痴迷迷，一站数小时不归船舱，看见了渔翁，身披蓑衣，头戴斗笠，驾一叶小舟，在烟云浩渺的水波之中，时隐时现悠闲自在，无忧无虑的形象，就在他心里面烙下了深刻的印记。等到回到建康以后，戴逵就随他的父亲来到了当时著名的寺院-瓦棺寺，正逢当时著名的画家王蒙在这里为人作画。王蒙与戴家世代友好，看到戴家父子的到来，耳边时常也隐隐听到人夸戴逵是个神童，便想测试一番，于是他让戴逵现场做一幅画给他，只见勇猛少年也不推辞，随即饱蘸浓墨，一气呵成，画出了一幅渔翁图。王蒙其人原本是画坛的耆宿，只见一个小孩子三下两下一挥而就，觉得甚是感慨。再仔细一品画中的意蕴，更是潇洒俊逸，他料定戴家这小子，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书画界的大腕，于是面对着周围人，盛赞戴逵，对他更是另眼相看。等到戴逵到了上学的年龄，他的父亲便致信当时的著名学者范宣，决定让戴逵跟他学习经史子集等儒家经典课程。范宣子这个人一身的傲骨，不慕荣华。因为看不惯朝廷的黑暗，便辞官隐居。戴逵十分仰慕范宣的人格和骨气，在跟随范宣读书的日子里，戴逵手不释卷，勤学好问，处处以范宣为师。范读书，他亦读书，范抄书，他就抄书，因而范宣十分器重他，特别希望他能好好学习这些经典学问，好在将来大展宏图，治国平天下。可是在闲暇的时候，戴逵总免不了要游山玩水，志在山林，习书作画，把经学这些事情抛到脑后，于是老师范宣大为恼怒，他对戴逵说，绘画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你应该抓住这青春的大好时光，认真的研读经书。日后好辅佐君王济世救民治国安邦。戴奎见老师并不理解自己的追求与理想，就不好与范宣正面的理论，于是就依照东汉张衡写的南都赋的意思，绘就了一副南都赋图，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给范宣，老师看了画以后，大为震撼，他和王蒙一样，看出了画面背后的深刻寓意，看出了学生的心目中，志在山林，视繁华富贵为过眼烟云的高洁品格。思前想后，范宣觉得，戴逵一定能在书画方面超越同侪，取得一定的成绩，于是他就想自己的学生为师，跟戴逵学画。随着互为师徒的两人感情的加深，范宣还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戴逵为妻。这足足看出来，范宣对待戴逵在艺术上的造诣抱有很大的期望。晋武帝时期，会稽山阴灵宝寺慕名求戴逵，为他们塑造一尊一丈六尺高的无量寿佛，戴逵不负众望，在佛像刻制完了以后，前来观赏的人无不称妙，可是戴逵左看右看，总觉得这种佛像的神态过于死板，情感的表现也不够充分，缺乏一种对人内心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于是他逐一向众人请教，但大家都说恭维话，不提具体的修改意见。戴逵就想，这是不是人们怕我的面子上过不去，不愿意说真话，于是他就躲到了屏风之后，把参观者对佛像的各种记录议论记录下来。有的说呢，这种佛像上额太窄，有的说佛像的两眼太小，还有的说佛的耳朵应该下垂，这样才能显现出佛大度的风范。戴逵把这些议论都一一的记在心里，反复琢磨，然后反复的修改。前后历经了三年的时间，终于创造出了一尊符合佛教精义，体现中华民族风格，深受中国人民赞赏的完美的佛像。戴盔的这种雕像一出，各地寺庙便争相效仿，逐渐地，中华大地之上的佛教雕像便有了自家的模样，中国人戴逵，根据众人的意见，把外来佛像的形态体格定格为：宽额、浓眉、长眼、垂耳、笑脸、大肚的中国形象。如此这般佛的形象，中国的人民群众更加喜闻乐见了，也更加容易让中国的普罗大众所接受，这可以说戴逵对佛教在中国传播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唐代高僧道宣在《法苑珠林》里曾赞叹道：“西方像制，流式中夏。虽依经镕铸，各务仿佛，名士奇匠，竞心展力，而精分密数，未有殊绝。晋世有谯国戴逵，字安道者，风清槩远，肥遯旧吴。宅性居理，游心释教。且机思通赡，巧拟造化。思所以影响法相，咫尺应身，乃作无量寿挟侍菩萨，研思致妙，精锐定制，潜於帷中密听众论。所闻褒贬，辄加详改。覈准度於毫芒，审光色於浓淡。其和墨点采，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客象楮之妙，不能踰也。”戴逵在佛像雕塑上的另一大贡献是他首创了夹纻漆像作法，把漆工艺的技术运用到雕塑方面。戴逵之前，佛像用铜、铁铸造或用石头雕刻而成，过于笨重，不便运输，只能就地打造，因此能工巧匠的工艺不便于普及。戴逵受砖瓦工用木模造瓦的启发，先用木胎泥模造出底胎，再在泥胎外面粘上麻布数层，然后再在麻布胎上漆彩绘，干后撤去木模，这样就形成了外实里空的漆彩雕像，史称“脱胎”或“脱空造型”。这种佛像轻便，不裂缝，宜于携带转运，所以又称“行像”，因此很快在全国传开，迅速成为一种时髦和风气。隋唐以后这一技术还随遣唐使、东渡僧传到日本。这种造像法至今仍在中国和日本流行。信仰的流布，如果都能借助于艺术和美的形式，将事半而功倍。戴逵的贡献，不仅在于艺术上的智慧和巧思，而且在于他能巧妙地采纳众人的意见，并将这些好的想法融汇在一尊雕塑之中。我们中华文化五千年绵延不绝，不正是善于兼容并蓄才呈现出博大精深的华美画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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