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奉佛，历史发展轨迹：金代泥塑坐佛：从这尊馆藏最大的金代泥塑佛像，能看出上身偏长、肉髻较低平等，辽代佛菩萨像的艺术特色，您可以在展厅中就近比较看看。源自东北的契丹辽代，从初始的萨满信仰，走向与观音菩萨结缘的佛法世界，在其将近两百一十年的岁月中，来自于皇室建寺立塔、施斋刻经的向佛之心，点亮了万户百姓家中供佛桌上的那盏明灯，也因此为后世留下不少风华卓然的辽式佛菩萨造像艺术；本次特展便选有十一件辽代佛菩萨像与佛教艺术文物。在辽世史册之后的女真金代，则是在立国之前，便有始祖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兄阿古乃好佛，留高丽不肯从”的记载，显示女真人与佛结缘的起始点，不完全衔接自辽；在佛法流传与佛教艺术的发展上，虽然也多少受到辽史影响，却同时显露出北宋佛教艺术的痕迹。女真立国后，面对辽代所留下来的民间信佛力，以及北宋文士间流传已久的修禅风气，早有佛缘的金代皇室选择了较为“超然”的位置；在一百一十九年之间，既有建寺礼僧的行礼如仪，也曾因冲突因缘而立策管束。金代皇室虽不致排佛，其间亦曾辅护寺院僧尼，但相对于辽代而言，带动金代佛法薪传与传教艺术发展，更多的是民间的力量。经幢刻造，见证佛典流传：身处辽代佛理的孕育与宋代汉土法水的延续之间，金代佛教的面貌自然也就较辽代丰富一些。除了继承辽时对于华严与唐密教义的信持，金人在佛教信仰上，还能见到禅宗、净土宗、律宗的身影；其中，来往于文人仕子与僧家之间的禅法问意，是金代佛教留给后世的最佳“软实力”，更是金代佛教信仰深入民间的例证。走进民间，更能寻觅金人的向佛之心。于是，您如果来参观本次特展，请记得来看看本次辽金特展中，为大众特选展出的一尊，由金代大定二十九年中都魏氏一族所刻造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高公分，材质属汉白玉（白色大理石）。按照辽金宋元时期的石造经幢形制来看，特展中的这座经幢幢顶缺失，幢座亦应为后作，虽然表面附存有较厚的皮売层，所幸经幢幢身所刻文字仍能辨读；依首行题记，我们知道内容是《佛顶尊胜陀罗尼》。虔造经幢，礼敬报恩：金代信佛，民间承续了辽代崇礼华严、唐密的信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流传与相关的文物，自然也得到继承与发展。一般后世所见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大多刻有经文与陀罗尼，且多为佛陀波利本。而本次辽金特展中所选入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是不空三藏奉诏重译的版本，并以“汉梵对照”的形式，自正面右绕刻载咒文（陀罗尼），且在陀罗尼后，加载〈升天真言〉、〈报父母真言〉，更加凸显了造幢功德主祈愿将持诵《佛顶尊胜陀罗尼》及造幢功德回向累世父母、宗亲的愿望，值得有兴趣的观众驻足观赏。若您细细观看经幢最后一面的题记内容，还能看出造幢功德主与造幢时间、地点：在第一行开头记述“雒大金国中都……校尉魏佐等奉为先祖父母特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一坐”，其间次第罗列了魏家众等及其妻族，最后更表明“德兹荐先灵往生佛界伏愿若生天上长亲万（万）德之尊或在人间增益二严之报”。“校尉”是中国古代武官官名，在汉代时期，达到官衔地位的顶峰，至于宋辽金元时，已经演变为六品左右的武官职衔；换句话说，这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是由居住在现今北京西南面的六品武官校尉魏佐一家所发心造立的，其造立因缘，就是希望在世父母福报增益，而过往父母与累世宗亲能够往生佛界、逢遇正法。金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最后一面：造幢记当中清楚记录了当时居住在北方的一户武官人家，为了报答父母恩，发心造立经幢。而辽金时期，如此幢、塔的造立，是难以胜数的。魏氏一门，透过经幢的发愿刻造，将他们平实而单纯的愿望，留到了今天；虽然平实无华，但即使来到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您我静立在佛前所默念于心的，大抵也不出这样的愿想。这让人不禁想起，金代贵族在佛法信仰上虽不如辽代帝后，但在经过辽代二百年流传扎根之后，我们却能从金代佛教文物上，看到更多关于民间自发向佛的虔敬之心。心之所向，身之所往；人们的所有言语、动作，皆从心而发。一段历史所留下的文献、传说、图画、造像等，都直接映射出当代、当时、当机、当众的起心动念。看历史记载需要思考：不同的人我、本位等立场，会带给人们哪些不同的史话与价值观？看文物也需要思考：如此精美的“物”，承载了哪些难以复刻的工艺与文化意涵；又其“物”的背后，诉说着哪些故实、哪些愿心？欢迎有兴趣的艺文爱好者，常来中台世界博物馆走走，看看“心之所向——馆藏辽金佛教造像特展”十三件特选展件，也问问自己，我的“向佛之心”在哪？是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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