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华山与佛教发生关系,应当也是唐开元以后的事,真正开辟九华山佛教事业的,则是开元末渡海而来的新罗国僧人金地藏。金地藏来华与生卒的年代,说法不一,学术界主要以最早记载地藏事迹的费冠卿所记为准,即开元末年()来华,生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卒于唐德宗贞元十年()。从费冠卿和他以后的一些记载中,金地藏来九华山后的行踪和事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本图片来自网络)第一阶段,开元末年至至德初年,涉海来华,住锡九华,禅定苦修。这一段时间,金地藏在九华山的生活极其艰苦。据费冠卿《九华山化城寺记》所记,金地藏刚来时,九华山尚处于榛莽未开的状态。金地藏“披榛援藟,跨峰越壑,得谷中之地”,于是“岩栖涧汲”,过起了隐居生活,开始他长期的艰苦修行生活。
(本图片来自网络)《九华山化城寺记》这样描述了金地藏当时的情况:“逮至德初,有诸葛节等自麓登峰,山深无人,云日虽鲜明,居唯一僧,闭目石室。其旁折足鼎中,唯白土少米,烹而食之。”金地藏这种苦修的坚忍毅力,献身佛门的宗教理想,深深打动了诸葛节等人,“投地号泣”。其间,除了曾经到南陵请人写经,“自此归山,迹绝人里”,金地藏再也没有离开过九华山一步。据传,曾经有一个童子和他相伴过一段时间,但是因“空门寂寞”,思念家人,童子最终还是离他而去。
(本图片来自网络)第二阶段,至德初年至贞元十年,建寺购地,传教布道,德感四方。据《重建九华行祠石壁庙记》记载,诸葛节等人发现苦修的金地藏后,为其精神所感动,于是“出泉布,买檀公旧地”,附近的山民闻讯赶来,共同开渠造田,“伐木筑室,焕乎禅居”。九华山终于有了佛国气象,“丹素交彩,层层依空。岩峦队起于前面,松桧阵横于后岭。日月晦明,以增其色;云霞聚散,而变其状。松声猿啸,相与断续,都非人间也”。这就是今天的九华街,其寺即为今天的化城寺。从此九华山佛教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本图片来自网络)由于得到了地方政府和朝廷的大力支持,九华山的影响迅速扩大。德宗建中(~)初,池州刺史张严仰慕金地藏高风,“施舍其厚”,修复扩建化城寺,并且奏请朝廷敕赐新额“化城寺”。从此金地藏更是声名远播,本地本州牧贤者、西江沽客、旁邑豪右以及富商大族纷纷来山礼拜进香施舍财物,金地藏的家乡新罗王国的人,也是纷纷慕名而来,“相与渡海”。虽然这时九华山已是影响深远,高龄的金地藏仍然过着清贫的生活,“畲田采薪自给”,“自缉麻衣,其重兼钧”,“请法以资神,不以食而养命”,坚持苦修参禅,“池边建台,厝四部经,终日焚香,独味深旨”,令人敬仰。
(本图片来自网络)第三阶段,贞元十年(),圆寂九华,流芳百世。贞元十年夏,金地藏忽召众徒告别,如趺而灭,时年九十九。金地藏圆寂后,“趺坐函中”,三年后开缸时,其“颜亦如活时,舁动内节,若撼金锁”,应验了佛经所说的“菩萨钩锁,百骸鸣矣”。联想到其圆寂时的种种灵异,入葬时其“基塔之地,发光如火”。经后世的颂扬和神化,人们以为金地藏为地藏菩萨的化身,将他作为地藏菩萨信奉与供养。历来不少信奉者,不远千里进香拜佛,不绝于道。
(本图片来自网络)九华山地藏道场虽形成于唐中期,但其时并未马上形成一个佛教文化传播中心,因为地藏道场开辟不久,就赶上了会昌法难,唐武宗于会昌年间下诏灭佛,一大批寺庙和佛像被毁,僧尼被迫还俗,九华山佛教随即进入低落期。其佛教传播中心的形成是在明清时期,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赐金修缮化城寺。其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万历二十七年(),先后两次颁赐《大藏经》。万历三十一年(),化城寺被毁,皇太后赐金重建,兼修塔院;万历三十四年(),敕封金地藏塔为护国肉身宝塔。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还给在九华山活了多岁的无暇和尚赠款建万年寺(即百岁宫),赐封他为“应身菩萨”。
(本图片来自网络)清朝康熙在位期间,为全国寺院题书匾额和楹联达千余幅,曾三次派朝廷官员到九华山朝山进香,赐予重金。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南巡回鸾驻江宁府时,又赐御书“九华圣境”四个大字。乾隆一生致力于刻经、译经事业,于乾隆三十一年()南巡时,在南京御书“芬陀普教”,赐予九华山化城寺。
(本图片来自网络)总的来说,九华山在其发展过程中虽有曲折,但香火一直不断,至明清时期达于鼎盛,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佛教文化传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