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窟中的藻井，多被人称之为“莲花三兔藻井”。
藻井为四方叠涩交接而成，藻井中心有八瓣莲花图案，莲花中心是三只追逐奔跑的兔子，三只兔子共用三只耳朵，但整体画面却使人产生出一兔双耳的艺术效果，造型极为优美。莲花四周画八身飞天，姿态各异。藻井整体显得纹样丰富，生动活泼。
然而，对于此窟藻井中之三只动物为何是“三兔”，学术界似鲜有研究，资料有限且说法不一，一种稍占主流的说法认为兔乃佛本生之一，所以此处绘兔。但佛本生动物很多，远不止一兔，况且在敦煌石窟，除一小部分早期洞窟把本生故事画在窟顶外，一般都把这些故事绘在四壁，而窟顶则多为藻井与千佛。
故游客对此种说法亦深感不解。从画面本身来看，八瓣莲花的中心确是三只追逐奔跑的兔子，但此幅画面想要表达出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又有着怎么样的时代背景？本文就尝试以这两个问题当是解读该藻井的关键，试分析如下。
在《周易》六十四卦之中有一卦，称之为“泰卦”，“泰，小往大来，吉亨”。这是一副好卦，有一成语所谓“否极泰来”。
易经中以十一个月为复卦，一阳生于下；十二个月为临卦，二阳生于下；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故又称“三阳开泰”。“三阳”意为春天开始，表示冬去春来，阴阳消长，万物复苏。“开泰”则表示吉祥亨通，有好运吉祥即将降临之意。
通俗来讲，就是易经以正月为泰卦，古人认为是阴气渐去阳气始生，农历十一月冬至那天白昼最短，往后白昼渐长，故认为冬至是“一阳生”，十二月是“二阳生”，正月则是“三阳开泰”，意思是说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后作为一种祝颂，也作“三阳交泰”，《宋史?乐志七》：“三阳交泰，日新惟良。”在中国古代，“阳”与“羊”同音，羊在中国古代又被当成吉祥神兽，很多“吉祥”的铭文都写成“吉羊”。《说文解字》说：“羊，祥也”。
著名学者苏培成先生认为，人们喜欢用“羊”字讨个吉利，“三羊开泰”中的“羊”字其实是借“阳”的谐音。因此“三阳开泰”又称“三羊开泰”，都是指一种吉祥亨通之意。
故笔者以为，莫高窟窟中“莲花三兔藻井”中的“三兔”，其创作原形当来源于“三羊开泰”中的“三羊”，寓意即为“三羊开泰”，以此来表达一种吉祥亨通的美好祝颂。但问题是为什么当时的创作者把“三羊”绘成了“三兔”，笔者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从该图所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
窟为隋代洞窟，隋代虽然仅存在短短的三十余年，但莫高窟的隋代石窟却多达90多个。
隋王朝的建立，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它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全国，文化和经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学者甚至认为“有唐一代的盛世局面和强盛格局的形成，如没有隋王朝的统一和大发展，是不可能出现的”。
敦煌学研究专家郑炳林先生认为，隋代的敦煌石窟艺术“总体上是以传统为主的前提下隋代人在进行着艺术的创新活动”，隋人在绘画题材上力求革新，极具风格，“隋代艺术所给人一种向上的精神，有时候甚至连唐人艺术也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显示出了一种充满自信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隋代是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时代，隋人在短短的三十余年留下洞窟90余个，而且有的大窟规模之大，不可能在两三年内建成，如莫高窟第、、窟等，就是大量中型窟的建成大致估计也得两三年时间，由此可以看出隋人在石窟的建造上所付出的精力。
隋代石窟的建造与隋王朝在河西的经营有关，隋代的河西政治地位突出，隋炀帝派重臣经营河西并亲自巡幸河西至张掖，一度使丝绸之路空前畅通，通往西域之三道总凑于敦煌。隋代短短的三十余年是极富进取精神与开拓意识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正因为如此，敦煌石窟艺术于隋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隋代敦煌艺术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特征与文化思想的世俗化及生活化现象，各种塑像富于生活气息，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人，而菩萨、飞天等绘画风格已经完成中国化的发展。隋文帝、炀帝都十分佞佛，对佛教事业的发展大力扶植。
隋代建立之初，文帝便开始了包括度僧、建寺、造像、写经等一系列大规模的崇佛措施。开皇初年，文帝即令在五岳各建造佛寺，诸州县建僧、尼寺，天下各州建舍利塔，瓜州也在莫高窟的崇教寺起塔供养。而此时在隋代洞窟中出现“三羊开泰”这样表达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的祝颂绘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代替了几百年的分裂混乱的局面，人们希望这一切如冬去春来，从此以后国泰民安、国运亨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敦煌石窟艺术在隋代的短短三十几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展，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造就了莫高窟窟中的“三羊”之绘成“三兔”。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特殊的礼法称之为“避讳”。“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倘遇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
《礼记》载：“礼，不讳嫌名”，郑注曰：“为其难辟也。嫌名谓其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因此，所谓嫌名就是指与所要避讳之字读音相同的字，这在起初是不避讳的，然而后世讳法加严，讳同字亦会嫌名。如汉代宣帝名询，随改荀卿为孙卿，至隋代，文帝父亲名忠，所以连官名中有“中”字者悉改为“内”，有人曾认为此为严格避讳嫌名的开始，所以避讳这种礼法在隋代应是达到了前代避讳的一个高峰。
在嫌名的避讳上，是封建时代君主专制的表现之一，君主以个人情感动辄对臣下入罪量刑，使得天威难测，所以臣下为保全己身便开始主动的扩大避讳范围，以防止触犯天颜。
让我们把目光再放到莫高窟窟上，窟的“莲花三兔藻井”中的“三兔”，原本应该是“三羊”，因隋代皇帝姓杨，“杨”与“羊”同音，应该避讳，因此便把“羊”绘成了“兔”。当然，为了避讳之所以把“羊”绘成“兔”而没有绘成其他的动物也有其独特的涵义。
首先从画面上来看，兔和羊的形态相差不是很远，这个当是选用兔代替羊的主要原因。其次就是兔子在佛教典籍中的形象。在《佛本生经传》“兔本生”中，讲一只兔子其行为无尚布施，跃入火中，要把自己的肉烤熟给人吃，帝释天感其志诚信笃，把它的形象画在月亮上，以使光照人间。
相传当初悉达多冲破一切执著成为佛陀之前，也曾经在这个沉闷的世界上经历漫长的三世轮转，他一度投生成兔子，成为这个物种的国王。兔王为了救助一只误中猎人捕兽器的同类，牺牲了自己。为了纪念这位慈悲的兔王，它被护法神送入月亮供奉，“月中有兔”的传说便由此流传开来。
兔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其丰富的内涵和意义，而佛本生是佛家借助于各类故事阐述、弘扬人间善法的经典。本生的精神影响了人们的思想，陶冶了人们的感情，铸造了人们的性格。本生中的各类菩萨，已成为人们效法的光辉榜样。他们鄙弃悭吝，乐善好施，广积福德；他们品行端正，反对淫欲，孝敬父母，敬仰贤德。
这种佛法宣扬的思想品性无疑可以规范社会道德并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隋代政权对河西的经营非常重视，隋炀帝派遣重臣予以管理，并且炀帝以一国君主的身份，在当时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历尽千辛巡幸河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到达过河西的中原帝王，虽然此行有学者认为是劳民伤财，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一举动对当时河西地区的思想文化等领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加之隋文帝、炀帝的崇佛思想的推动，因此莫高窟窟中原本应该是“三羊”的“三兔”藻井的绘画也就理所当然了。
把宗教本身作为一种绘画的表现题材，这当中不可避免地会融入艺术家自己对宗教的认识与理解，除了宗教题材本身的意义与限制外，我们还必须看到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反映现实背景与时代思想的信息。
从“三羊”到“三兔”，我们从中可看出传统文化与政治及宗教意识在那个时期的完美结合，也反映出了古代的敦煌地区对文化的无限包容与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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